2011年4月20日,利比亞米蘇拉塔,戰地記者赫瑟林頓(畫面居中者)正在一名利比亞反對派人員幫助下爬出一幢損毀的樓房。幾小時之後,他與這幅照片的拍攝者、另一名戰地記者洪德羅斯,均遭炮擊身亡。

　　本報評論員　沙元森

　　2月22日,美國記者科爾文和法國記者奧克利克在敘利亞霍姆斯的炮火中不幸喪生。

　　他們的去世再次證明,戰地記者確實是離死亡最近的人。戰火燃起,難民逃離,記者卻端起相機循著槍炮聲追蹤而去。這樣的畫面,很多人都看到過,有人驚嘆,也有人不解。以生命為代價追逐新聞,是否值得?問題的答案可能並不取決於某一條新聞當時的價值,而在於我們怎麼認識記者這個職業。

　　確實,無論供職于哪一家媒體,寫稿或攝影都是記者謀生的一個手段。如果只是為了糊口的“飯碗”,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當然得不償失。但是,如果能深刻地認識到記者的職業責任和社會責任,那麼所有為新聞而做出的犧牲都重如泰山,因為他們踐行了真正的職業精神。

　　在錯綜複雜的世界上,不同的媒體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即便是面對同一場戰爭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見解,但是所有負責任的媒體都必須維護自己的公信力,簡單地説就是要讓媒體受眾相信自己的報道。

　　為了這一個“信”字,戰地記者就必須穿梭于槍林彈雨中,無限地接近現場。著名的戰地記者羅伯特 卡帕説過:“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還不夠近。”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如果新聞不是來自現場就有謬傳的可能。所以,每個珍惜職業操守的記者都會努力奔赴現場。對戰地記者來説,既然選擇了在刀鋒上行走,就必須將生死置之度外。

　　剛剛去世的科爾文在多年的職業生涯中落得滿身傷痕,一副獨眼的形象更是讓人心驚,但她也不是對這個世界無牽無挂的女人,她也經常自問,為新聞受傷或者付出生命值得嗎?最終,她認為“值得”。如果她的在天之靈還有機會再次自問,答案一定是不變的。因為,她有幸見證和記錄了歷史。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戰地記者所記錄的歷史往往更為緊要,因為後人對一場戰爭的評價,必須基於對真相的了解。記者的記錄往往比當事方的陳述更客觀、更真實。所以,戰地記者不僅在報道新聞,也在書寫歷史。“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無論何時何地,為真相,史家必須秉筆直書。在戰地記者身上,不屈不撓的史家情懷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如果我們把戰地記者與真相和良知聯絡起來,那麼我們就能真正理解,為什麼每年都有那麼多記者為了新聞不惜生命。雖是戰地記者,也不一定就是天生勇敢的一群人,他們的無畏只是源於一種責任,那就是讓公眾知曉真相。有了這樣堅定的信仰,才能為一個“信”字獻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