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政府為主要資源配置方的保障房建設，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據媒體報道，今年多個地方出現了保障房建設開工目標較去年銳降的趨勢。其中，廣州將下降47％、深圳下降52％、上海下降38%、北京下降20%，二三線城市如武漢、成都、無錫、蘇州等地均有明顯下滑。

　　這樣的下調幅度，儘管出人意料地驚人，卻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去年的保障房項目無論從興建規模還是投資增長速度看，都已站到了一個相當高的起點。在今年繼續保持這樣的高增長，確實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設的興起，與各地土地財政的大幅度萎縮處於同一個時間軸。嚴厲的調控政策，遏制了許多開發商的拿地熱情，這一勢頭傳導到保障房建設上，就是地方政府的“頭寸”進一步吃緊。

　　可以説，保障房建設實際上既承擔著民生目標，也承擔著宏觀經濟的目標。一方面，通過房屋的增量供應改善現有住房體系，盡可能地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剛性需求；另一方面，通過保障房建設，可以承接下游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數十個行業的市場，避免這些行業因為對商品房的調控而一蹶不振。然而，今年多地開工目標的急劇下滑，卻給上述兩個目標的實現出了難題。

　　地方政府的難點是，既要完成“全力以赴完成保障房建設”的軍令狀，又要讓資金和土地壓力不再持續增加，這如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央政府部門的難點是，如果單純依靠軍令狀、實地督查等剛性行政措施貫徹調控意圖，有可能導致資金吃緊的地方政府以各種方式為調控上鬆緊帶，變相盤活房地産市場。以“蕪湖三日新政”為代表的地方房地産政策調整，反映的正是這種趨勢。

　　所以，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保障房建設的行進節奏，必須得另想辦法。土地和資金的來源有限，從中已經很難獲取更多，政策資源則還有待挖掘的空間。這其中，也可以考慮如何讓社會資金參與到保障房建設中來。邏輯上説，參與保障房建設的企業，等同於將部分生産資源從追逐利潤轉移到了履行社會義務上，政策面上予以各種方式的獎勵，並無障礙。比如，給予參加保障房建設的民企以更大力度的稅收優惠，賦予這些企業進入高門檻行業的“綠色通行證”，甚至進行保障房共享産權的試驗等。

　　在當前社會，大量資金無處可去，與此同時，保障房建設資金卻嚴重缺乏嗷嗷待哺。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策改進疏導資金流向，也許會讓保障房建設難度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