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問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單論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時代，我們國家其實是做得最好的。”在日前召開的四川省省食品安全工作會議上，四川省食藥監局副局長魏夕和如此説。（2月22日《成都商報》）

　　不知道魏局長是如何得出了以上結論，但這種讚歌唱得似乎有點過了。一方面，食品安全，安全與問題同在，是一個只有更好難有最好的課題，即使像日本、美國等相關法制十分健全的國家，也未必敢説自己已做到最好；另一方面，基於國情不同，各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會有不同的特點與管理辦法，好壞優劣如何量化，又如何給出丈量標準？

　　事實上，食品安全作為一種最直接、最基本的民生，對於其好壞，最有評價權的，應該是百姓，而非官員。這些年，我們雖然在食品安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嚴峻。去年《小康》雜誌發佈的年度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近七成受訪者對食品“沒有安全感”。在食品安全尚陷入公共信任危機的語境下，作為公眾生命健康“衛士”的監管部門，最好還是先別忙著唱讚歌，而應是更多地作反思，更多地發現、解決問題。因為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雖然原因來自很多方面，但最扎眼、最不容回避的，還是監管上的不足。

　　近年來相繼發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在給食品監管提出新挑戰的同時，也不斷暴露出監管上的軟肋。一個明顯例子，眾多食品安全事件，大都不是政府監管機構首先發現的，而是由公眾或者一些涉及食品及毒物的科研機構發現後，向政府監管部門發出預警信息。不僅如此，許多問題與矛盾不是通過完善的制度和強大的執行力去化解，而是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專項整治去“倒逼”問題的解決。而事實證明，這種辦法雖然立竿見影，但治標難治本：多年來，三聚氰胺和地溝油一直牽動公眾的心，各地不斷出重拳打擊，但仍難杜絕其死灰復燃。在去年的一次集中整治中，還是在津、河北甚至北京發現大量“地溝油”加工窩點；而在2010年的另一次打擊行動中，2.7萬噸本在2008年就該銷毀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又重新流入市場。

　　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大型食品企業本身是納稅大戶，有的地方政府以發展地方經濟、促進就業為藉口，與當地企業結成利益聯盟，或明或暗地支持當地食品企業的造假、摻假行為；不少地方，執法部門把假冒偽劣當成執“罰”經濟的對象，把監管者的“業績”與罰款挂鉤，將打假當成一种經濟增長點；更有甚者，在不少典型食品安全事件，諸如“三鹿毒奶粉”、“雙匯雙匯瘦肉精”等事件中，還頻現地方干擾問題。事發後，政府除了幫企業“捂蓋子”，還與企業共同開展“危機公關”，以各種方式阻撓事實真相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