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8世紀80年代末，唐朝著名的宰相李泌向當時的德宗皇帝李適提了個建議，把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一定為中和節。宰相威望很高，皇帝從善如流，二月一還真就成了當時的一個法定節日，“內外官司休假一日”。

　　不僅放假，而且政府發錢搞活動，各種飯局派對辦得熱火朝天。關於這點，當時的朝臣李泌、權德輿、王建等人都寫過詩，可見把節日搞得快樂點，古今皆同。這種應景的抒情帖子不光大臣們寫，皇帝也寫，李適自己就寫了不少。不過，皇帝金口玉言，寫文章不能光顧著吃喝玩鬧的事情。比如詩中有“絲竹豈雲樂，忠賢惟所親”之類的句子，寓教于樂，普天同慶時不忘復習一下《出師表》的教導，應該説有憂患意識，“豈”、“惟”二字用得好，治理（雖然是人治）明顯優於娛樂（絲竹）的取向，也為其個人形象加分。

　　除了娛樂，中和節的重要內容，是祭祀。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和節又叫“龍抬頭”，本為二月一，後因為將土地神生日納入其中，轉而變為二月二，唐德宗時將春分祭日活動吸收進來，從而也讓中和節與春分混而難分。在中和節，朝廷要儀式隆重地祭日、祭神農，北京有個先農壇，清朝皇帝到春分的時候，要鄭重地“到此一遊”，祭祀一番，還要親自種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是大事，中國古人有話，“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民間也要祭祀，現在如果到鄉下，偶爾也能看到田間地頭有間小房子，供著土地公土地婆的神像；有的地方還有“引龍回”的節目。別以為這是小事，對古人來説，龍是興雲布雨的神，又是百蟲之首，它老人家心情舒暢，不僅風調雨順，而且百蟲不侵。

　　這些祭祀，雖然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未免愚昧，卻也不乏深刻之處。

　　就像李適詩裏流露出來的意思，節日要樂呵，但最重要的不是樂呵，還有對過去的總結，對未來的規劃。中國文字裏的“節”，從竹子的形象化來，有一種在某個點上很紮實很凝結的感覺，如“關節”、“氣節”；也有從這個點將此一段和彼一段分割區別的味道，如“節制”、“節奏”。節日，就是這麼一個日子，時間流到這個點，歷史匯集到這個點，可以找到一個意義，這是承前；還有啟後，時間還將從這個點往後流下去，歷史還將發展下去，為此，人們在這個日子裏，應該有一個總結和規劃。

　　以古鑒今，當代人對節日的態度，相反倒是“灑脫”不少，娛樂而已，快樂而已。傳統節日越過越淡定，西方節日越過越火爆。但就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西方人過聖誕靜悄悄，中國人過聖誕熱鬧鬧，過的是同一個日子，骨子裏卻不是過的同一個節。中國人自己的“節奏”，還是要到自己的“節”裏尋找。

　　最後再説説中和節的“立法者”李適，他在歷史上的評價比較矛盾。有一次出去玩，遇到一個農民哭訴苛捐雜稅太多，日子過得苦，他表示同情，當即把這位大哥的稅賦徭役都免了。司馬光認為他不是很懂政治，皇帝難得走一回基層，而且了解到了真實情況，應該一孔見全豹，為民生問題找到政策空間。他卻只是當了一回好人，把大好的改革機會浪費了。看來，至少在當時那個節點上，李適沒有找準自己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