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在讀初中。是年3月5日，毛主席發表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緊接著，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一同跟進，一場聲勢浩大的“學雷鋒，樹新風”運動迅速在全國興起。

　　當時，一本《雷鋒日記》震撼、激勵了我和我的同學們，特別是其中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等佳句，一時成了神州大地的流行語、青春學生的座右銘。尤其是當想到雷鋒叔叔也是咱們“湖南人”時，一種油然而生的親切感、自愧自勉的上進心，便會立即涌上心頭。

　　“對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口説無憑，空喊無益，“學雷鋒”要拿出具體行動，比如，拾金不昧交警察；比如，攙扶老太過馬路……但哪條馬路上天天有錢檢？哪有那麼多老娭毑需要扶？後來，我們幾個小夥伴慢慢“發現”，有一件好事是可以天天可做、處處會有的，那就是“幫助他人推板車”。

　　我就讀的學校是邵陽市二中，學校傍邊有個地方叫“三八亭”，從“三八亭”到“城南公園”間有一段交通要道，路途較長，坡度較大。當時汽車是稀罕物，人力板車是常用的運輸工具，因此，這段路上不時地會出現一些滿頭大汗、氣喘噓噓拖著載滿貨物板車而艱難爬坡的人。這不正是“學雷鋒，見行動”的好去處嗎？於是，我們一有時間，特別是每天晚餐後，就特意去“三八亭”那兒伺機幫人家從後面推，或者從前面拉板車。

　　開初一段日子，我們的這種行動，同學們支持，老師們表揚，自己也有一種春風感。但久而久之，就有人開始質疑，乃至反感了。那是為什麼？質疑原因很簡單，反感理由蠻充分：“‘做好事’也得分清敵、我、友嘛！誰知道那拉板車的是‘同志’、‘敵人’，還是他們的親屬？雷鋒不是説‘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句話不也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嗎”？當時，我們才是十幾歲的毛娃娃，面臨這種要不要“先問身份再做事”的咄咄追問，就好比面對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一直沒有個令人令己的滿意回答。

　　第二年，偉大領袖又做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最高指示，還斬釘截鐵地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社會上重新劃定經濟成分，學校裏認真貫徹階級路線，“紅五類”、“狗崽子”之類的概念逐步在學校裏出現，開始有人批判前輩們舊時的剝削罪行、現時的落後言論，雷鋒叔叔也從“為人民服務的模範”，而與廖初江、黃祖士等一道蛻變成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就這樣，“先問身份再做事”的高論，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從實踐中找到了強力支撐，完全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光陰如箭，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喊雷鋒為“叔叔”的我，已到了被人稱“爺爺”的年齡，中國的社會也早已從“階級鬥爭為綱”，與時俱進到“以人為本”了。“雷鋒精神”通過多年的傳承和昇華，“嚴冬”過後“春風”暖，亦注入了全新的人本理念和道德內涵。當一年一度的“雷鋒叔叔”又要回來時，撫今追昔、感慨萬千：我們終於可以心無旁騖地“學雷鋒，做好事”了；當下之中國，道德不是在滑坡，而是在爬坡；我們還要像當年一樣，給正在爬坡的道德板車再加一點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