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葫蘆起來瓢。根據新華社的調查，某些公立醫院過度醫療花樣翻新，衛生部門要求降低“用藥收入比重”，一些醫院就提高“設備檢查收入比重”。最極端的案例是，一位心血管病人心臟上被放了7個支架。

　　關於過度醫療，此前廣為流傳的説法來自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2009年，全國13億人人均輸液達8瓶。這是過度用藥，對此，醫生們往往有怨言——是患者主動要我們給藥打針的。但肯定沒有患者會主動要醫生在自己心臟上“大興土木”，因為“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而此前也早有專家指出，讓病人過多做CT檢查，其放射量會增加患癌的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講，過度醫療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頗有安全風險的，因此有人指出“過度醫療是一種惡”，並不為過。

　　“多上設備才能賺錢”，過度檢查的最大推手仍是謀利衝動。給病人上多少設備，做多少檢查，不僅涉及醫生的回扣等“額外收入”，還影響到正常的“績效工資”——很多醫院看醫生、科室績效，正是看這個醫生、科室為醫院創了多少收。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華社調查中提及的“7個支架”，患者是山東濟南某公司一位高管，而舍得花錢用大設備新設備檢查的，也多是不愁報銷醫藥費的一部分群體。這些年，國家對醫療保障的投入不斷增加，醫療報銷比例不斷提高，但這些不斷增加的公共財政投入，可能就白白浪費在這過度醫療中。這背後，則是一個巨大的食利集團，在各種利益糾纏與來往中，可能暫時難以看到具體誰的利益受損，但最終侵害的，是公共利益。

　　從“人均輸液8瓶”到“7個支架”，一個葫蘆一個瓢，這邊按下那邊浮起，説明下面仍是一潭死水；而不斷上演的起浮，説明醫改還遠沒涉及核心深水區——醫院與醫生的收入究竟是多少才合理？醫生“績效”又該以何為標準？如何徹底斬斷各種既得利益者的手腳？這些問題似乎一直以來都朦朦朧朧，不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