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反腐開始宣判，截至目前領刑最長者只是12年。其中，名頭最響的“黑哨”陸俊僅5年半，官銜最高的貪官楊一民只10年半，都無比接近各自所適用刑期的下限。有法律界人士戲言，刑期坐滿一半便可申請減刑、緩刑或保外就醫等，若一切正常，2014年世界盃前，陸俊就可“復出”，2018年世界盃前，楊一民也可“歸位”。

　　調侃歸調侃，中國足壇乃至體壇前所未有的這次反腐風暴以“掃蕩從嚴”開局、卻以“從輕發落”收官，這已成為許多人的現實觀感。出現這一“錯位”並不難解釋。足壇腐敗與反腐在中國體壇是“大地震”，但是，放諸於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莫説足球、即便是中國體育，也只是一個“位卑身輕”的分支。在這樣一個宏大背景下，足壇腐敗的情節不算特別惡劣，危害也不是特別巨大，處罰自然不過於嚴苛，取其震懾之意即可。

　　然而，中國體育管理者對足球和足協的“舉輕若重”，一提改革就“如臨大敵”，卻是此次足壇反腐畫裏畫外最值得深究之處。足壇腐敗的根源之一，是中國足球現行管理體制賦予了足協擁權自重、獨斷專行，根本缺乏監督。因此，足壇反腐的題中應有之義，一是除惡（借助和配合公檢法機關進行偵破、抓捕、立案和審判），二是揚棄現有管理體制，以求正本清源。但是，中國足協長考兩年多，新近推出“職業聯賽理事會”等所謂“管辦分離”的“熱身動作”，讓人感到的卻是：在管理體制的壁壘面前，足球改革已基本停滯不前。

　　一面大張旗鼓地反腐敗，一面又堅定不移奉行“權力自戀”，中國足球乃至體育的管理者們的“左右互搏”之術，叫人耳熟能詳———他們擔心分權、無比恐懼失去權力，所以要拼命壟斷權力；他們明知自我監督、自我凈化只是一廂情願，所以要皮裏陽秋、掩耳盜鈴……

　　一滴水映出一個世界。歸根結底，足球管理體制的改革，該不該成為一艘“破冰船”，從而為中國體育探索管理新體制、新模式提供經驗、教訓？甚至，“位卑身輕”的中國體育該不該以大刀闊斧的管理體制改革，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改革的急先鋒和風向標？公眾對這些問題的回應註定是熱烈的，而管理層卻一定未必，原因已不需贅述。

　　正是如此，筆者對“中國足壇的反腐成果能夠保持多久”缺乏信心。中國足協以計劃經濟的手腕，管理市場化的龐大經營體系，主要目的卻是要實現“舉國體制”下的競技成績。而我們的足球職業聯賽、投資人、經理人、教練和球員等等，個個都在跑龍套。當把大量資本投入足球的投資人又一次明白自己只是在堆砌別人的風景時，投機足球，投靠“足球長”以撈取政治、經濟資本，將會比現在更蔚然成風。各懷鬼胎、各取所需之下，雞鳴狗盜註定“綿綿無絕期”，反腐成果一朝葬送的擔憂，已是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