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先生的三歲兒子童童從幼兒園被接回家後，出現發燒症狀，精神萎靡。他突然發現孩子的生殖器上有一明顯的小傷口，追問之下，兒子稱“是被小王老師用針扎的”。園長稱，“孩子在幼兒園受傷，我從來沒否認過，但沒有確切證據之前，我也無法肯定。”(2月19日《北京晨報》)

　　除卻歷史悠久的暴力教育不説，曾幾何時“萬眾矚目”的火鉗教育、筆尖教育等另類教育，已讓我們咋舌于幼師的“奇思妙想”與“創新能力”，憤恨與不解為何這些幼師竟能忍心對爛漫天真的兒童手下不留情。然而，在你我疑惑尚存，余恨未消之時，如今“幼師被指針扎3歲男童生殖器致其高燒萎靡”的“針扎教育”又甚囂塵上，再一次挑動你我的敏感神經，不得不讓我們“五體投地”，感嘆這些幼師為了搖籃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不擇手段。

　　儘管目前尚未有確鑿證據，證明是該幼師所為，但從已知信息以及常情常理的推斷看，該幼師的嫌疑無疑是最大的。一是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該男童所述的“是被小王老師用針扎的”，因為對於一個只有3歲的兒童來説，天真無邪、童貞無邪等是對其最好的詮釋，毋庸置疑也不忍心質疑。二是當事幼兒園園長對男童家長送錢這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更加為我們的推斷增添了砝碼。因為，尋常邏輯思考，對這一行為的直接疑問莫不是園長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是該幼師的辭職。或許這是巧合，或許正如幼師自己所言，“自己辭職與漲工資未果有關”，但在事情尚未水落石出，這樣的辭職恰似一場表態──自己涉嫌事態，莫讓自身影響相關的人與物，譬如該幼兒園、園長，想儘快撇清。

　　顯然，如若情況屬實，該幼師涉嫌故意傷害罪，理應受到道德譴責與法律處罰。但是，法治社會不容許“有罪推定”，講求的是證據定罪名，如此一來，如果沒有其他類似案例，在我看來，這件事恐怕會成為死無對證，最後淪落為不了了之。當然，就算屬實，所有矛頭指向該幼師，也只能發泄一時之痛快，對於類似事情的再發生，恐怕亦是於事無補。鋻於此，筆者認為，若想“含苞”既放又鮮艷，兒童快樂健康的成長，得從與“花朵”相關的園丁、父母等方面著手解決。

　　一者，教育部門應選拔一些德才兼備的人從教，尤其在如今師資力量欠缺的當下，尤為緊要。然後再輔之以優厚的待遇，譬如工資、福利等方面，莫讓教師在致力於輔導祖國花朵的靈魂時流汗又痛心。從龐大的三公消費、貧困縣的富教育以及諸多部門年底“突擊花錢”等事件看來，資金方面應不是問題。二者，父母應妥善把握“從娃娃抓起”，切忌因怕“輸在起跑線上”而變得盲目。誠然，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符合兒童身心要求的“從娃娃抓起”本無可非議。但從這起事件看來，男童父母有不容推卻的責任。把只有3歲的兒子送進幼兒園，誠然有“從娃娃抓起”之態，但是，3歲男童又能學到什麼，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父母的言傳身教，如今父母把自己之責任託付給老師，的確未盡到父母之責。劉孫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