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到《春盡江南》（2011），格非終於完成了他書寫近百年中國社會歷史的三部曲。由革命黨、匪幫往來出沒的民國初年“桃花源”，經一個命運跌宕的縣長的共和國“山河”，直至20世紀、21世紀之交的一對小城夫婦的“江南”生活，他筆下的歷史洪流終於匯入他所置身的寫作現場了。

　　這確鑿是個當代故事。由追不回的房産證、攆不走的房客而起，扭結著家庭、朋友、單位的冗雜瑣事，主人公譚端午在短短一年間疲於應對，深一腳淺一腳地被帶到了關鍵問題面前：如此毫無傳奇性的人生，為什麼卻一再讓人錯愕，甚至招架不住？相較於以往的創作，《春盡江南》不再有格非慣用的疏離感、夢魘、讖言等敘事技巧以及文字的風格化特徵，他刻意營造的“魅”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倒是看上去平鋪直敘的當代生活讓人越讀越見荒唐、怪誕之處，別有一種詭譎的“魅”。如同“有人夜半持山去”，傳統意義上詩意曖昧的夜雨江南，失去了山的掩映，一下子暴露在今天空洞而又晃眼的白日之下，清晰至極，讓人驚心又悵然。

　　在書寫當代知識分子的脈絡上，《春》更接近於格非十多年前的長篇《慾望的旗幟》，只不過不再如後者那樣先鋒氣足，將慾望寫得迎風獵獵，而是顯現出某種中年心態。《春》寫知識分子，寫他的無用之用，寫他的敏感羸弱，寫他不甘於驢拉磨一樣蒙上眼睛，卻又禁不起審視和追問。《春》用這些更原點性的問題與其説是在與時代“短兵相接”，不如説是與作者自己“較勁”，他寫最靠近自己、最焦慮、最不得不寫的東西，甚至在寫到自己的時候要轉身、要折回、要兜出去，這種一碰一退之間的複雜與矛盾，是《春》區別於通俗小説熟極而流的地方，也是讀起來讓人回味的地方。如同他所寫的知識分子“偷生”于這時代的“既羞愧又慶倖”，他的寫作姿態本身也是既羞愧又慶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