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近日撰文《中國大學為何培養不出頂尖記者》（2月10日《北京晨報》）。李希光之問儘管遠不如錢學森之問，但我以為一位大學教授能夠過問或關注與自己本專業有關的事情，總比那些整天不務正業的教授更讓人尊敬。

　　現在的一些大學教授突然暴得大名，不是在本專業領域有何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左道旁門”的影響出名，實在有辱斯文。這樣的教授帶壞了學風，使得一些學生也不安於學問，總想找到出名的“捷徑”。

　　報載：2月15日，北京大學舉行了級別頗高的紀念埃德加斯諾逝世40週年的儀式。近期出版過一本美國駐外新聞記者史的作者、也是斯諾的傳記作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行政副校長約翰漢密爾頓説：“應該説埃德加斯諾是20世紀頂尖的外國記者之一，《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顯然是主要原因。”中國有人呼籲培養“100個新的斯諾”，讓世界了解中國。

　　我手頭恰好有一本漢密爾頓寫的《埃德加斯諾傳》，這些天受到李希光之問的“刺激”，很想通過斯諾這個“頂尖記者”的個例，探討一下大學究竟能否培養出頂尖記者的問題。老實説，我的結論比較悲觀。我認為，頂尖記者不是大學培養出來的，而是時代需要、社會條件和個人奮鬥三者結合共同造就的。

　　斯諾23歲來到中國時，他只在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讀過一年書。密蘇裏大學堪稱美國培養新聞記者的重鎮，1908年創建了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斯諾在這裡上的廣告提高班，在迪安威廉斯講授的新聞史和新聞理論課中他只得了一個D。一年後，因學費負擔過重，他離開大學去了一家廣告公司。1928年，酷愛冒險旅行的斯諾辭去拉廣告的工作，來到上海這個當年冒險家的樂園。原本計劃在中國停留6個星期，最後變成13年。斯諾這樣的頂尖記者，無論是美國大學還是中國大學都無法培養出來，過去如此，今後可能也仍然如此。

　　斯諾在自傳裏説過：“當時中國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這個態度，是源於我決意反對一切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他還寫到：“革命並不是由革命者或他們的宣傳所造成的，而是在惡劣、無能和腐敗的政府統治下那些無法忍受的狀況所造成的。在中國，共産黨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能夠使更多的人相信，他們有值得為之而戰鬥和犧牲的事業，而蔣介石從未能做到這一點。”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把自己的事業和當時中國的事業和中國共産黨人為之戰鬥和犧牲的事業用一根紅線穿了起來。

　　李希光先生在文中説：“中國有上千所傳播院係。但是，哪一家是經過中國新聞界資深記者和總編們認證？”中國新聞界資深記者和總編們的認證其實不如教育部認證好使，畢竟有了教育部的認證就有了文憑。有了文憑，頂尖不頂尖無甚關係。前些天，湖南省懷化市《邊城晚報》因為報道《你的年是什麼味？》，其中涉及“物價高、年味淡、過年累”的內容，領導班子受到查處。大學與其培養頂尖記者，何不先研究無尖記者如何培養？(蘇文洋)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