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市彭山縣委規定,提拔幹部先徵求其父母、鄰居甚至小區物管意見。截至17日,彭山已有5名幹部通過此項考核,其中一名幹部因不愛做家務被扣兩分。(本報今日15版報道)

　　在當下的話語環境中,對官德的重視似乎正在被拔高到一個讓普通公眾難以想象的高度,由此也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官德考核方式,諸如“孝子”鑒定、“家庭品德”鑒定書等等,隱藏其後的邏輯顯然是把官德當成了與家人、鄰里有關而與公眾無關的“特殊物”,在考核者眼中,一個孝子、一個好丈夫、一個好兒子似乎就能支撐起官德的全部。可事實上真的如此嗎？如此的邏輯鏈條和判斷標準真的符合官德建設的實際和公眾的真實期待嗎？

　　就幹部因不愛做家務被扣兩分來説,在筆者看來,只是一個笑談而非是與官德有關的問題,充其量增加了公眾茶余飯後的談資罷了,離公眾的真實要求和期待相距甚遠。就筆者的看法,不能認為家庭道德和官德沒有任何關係,而是要認識到,家庭道德在官德體系中僅僅佔有微小的位置,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個做家務的官員就是一個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務意識的官員,更要認識到,公眾需要的並不僅僅是一個會做家務的官員。若果真如此的話,還不如把政府變成“家政公司”呢？

　　一個常識是官員的官德必須優先於私德,否則,就是錯位。從克林頓並沒有因其“拉鏈門”事件而下臺,我們可以發現,西方人更為關注的是他們的官員是否有能力領導和管理好公共事務。也就是説,儘管西方人關注公職人員的家庭美德,但是,他們並沒有在觀念上把家庭美德與公職道德混為一談,而且在其評價體系中,官員的公德相對於其私德具有優先性──如果某位領導人的私德出了問題,但其公職能力和道德表現突出的話,一般是能得到公眾原諒的。但是,在我們這裡,一切都顛倒了。更何況,官員公職行為與其私人行為在行動資源、手段等方面存在許多重要的差別,因此,一個官員很可能因為性格、時間衝突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妥善地處理家庭等私人領域的事情,但卻能夠有效地處理好公共事務。這在現實中並不少見。

　　因此,提拔官員先問家人未嘗不是一種邏輯錯亂和對公眾的排斥──對官員的人格期待遮蔽了制度對官員的要求,並且把官員私德置於官德之上,排斥了公眾的監督。這無疑是不恰當的。可以説,把官員提拔建立在私德基礎之上是不靠譜的──看似對社會有益,實則是誤區。也就是説,公權只要管好官員如何成為優秀“公僕”就夠,是否做家務問題應該交由社會道德、倫理等去約束管理,否則,只能是出力不落好。一個簡單的推理是,古時尚有“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佳話,但根據不做家務被扣分的邏輯,大禹不僅不能被傳誦,更要被批判。這是我們能接受的嗎？

　　在筆者看來,應根據官場經濟人的行為邏輯,設計出一套公正、合理、有效的官德建設激勵約束機制,使良好的官德成為官員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理性選擇,從而做到官員的個人理性與公共選擇的集體理性達到最大限度的統一。

　　提拔官員先問家人還是先問公民？這是一個用得著討論的問題嗎？但願民眾意見能在官員提拔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不是“老婆”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