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邊小札

　　李國濤

　　在《中華讀書報》（2012 1 14）讀到周惠斌《豐子愷魯迅同譯〈苦悶的象徵〉》，那書是日本理論家廚川白村的重要作品，在中國也有極大極好的影響。這是文學翻譯史上一個有趣的話題，議論至今。

　　兩個譯本同在1925年出版。由於魯迅已是著名作家，怕自己的譯本會影響新人的譯本，所以還曾請出版社延後出版自己這本書。後來兩位譯者友好地相見相識，成為好友。初次相見已在1927年的上海，見面之後都很客套。豐子愷説：“早知你在譯，我就不會譯了！”魯迅則説：“哪，早知你在譯，我也不會譯了。其實這沒有什麼關係，在日本，一冊書有五六種譯本也不會算多呢。”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近日讀了臺靜農先生的《酒旗風暖》散文集（青鳥出版社）。我很愛讀臺先生的散文，它真切樸素，而所述又常是後來的作家所不曾經歷的事件，所以也可以當作史料來看。書裏有《憶常維鈞與北大歌謠研究會》一篇，就説到上面提到的譯事。臺先生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準備翻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告訴維鈞，他説豐子愷已在翻譯了，上海時報每天登出一段。他拿來給魯迅先生看了三次，説不用看了，仍然翻譯。其中有關於法國莫泊桑的小説《項鏈》及波特來爾的詩，與比利時望萊培格的法文詩，都由維鈞為之譯出。”從這裡可以看到，豐子愷之譯，在魯迅之前。可見，魯迅説的“早知你在譯，我也不會譯了”，這完全是客套話，是由豐子愷的客套話而引出的。説譯本可以有多種，那才是魯迅的客觀見解。這種見解也不只一次提出。

　　至於臺先生文章寫到的常維鈞，是法文係的學生。他怎麼與魯迅有這樣多的聯絡呢？説來也有趣。他是當時北大歌謠研究會的主力會員，後來在民俗研究方面有成就。在五四時，魯迅寫出《狂人日記》。常維鈞讀後很受震撼，後來又知這位小説作者周樹人在北大開《中國小説史略》的課程。小説在中國文人眼裏，本來就無足輕重，當然也就沒有人想到為此種文體去寫什麼“史”。現在，出來了，而且作為大學的一種課程出現，這不但使人震撼，而且使一位敏感的青年震動。於是常維鈞就一直去聽這門課。不但聽課。當時這講義是油印的，上課時才發給學生，法文係的常維鈞就一直自覺擔任刻蠟版和油印的任務，上課時帶到課堂上發給同學。他追隨魯迅幾年，臺先生説：“他是為崇敬魯迅而傾心投效來的。”“魯迅先生在北大教授四年，同學中確信沒有第二人像他這樣的。”

　　這是由《苦悶的象徵》兩個譯本同時出版，扯到了魯迅當年的學生常維鈞。讀《酒旗風暖》這樣的書，常會聯想到此類文壇掌故。

　　李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