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植物志》1至9卷記載廣東及海南蕨類和種子植物（包括引種栽培的）共306科、2044屬、6937種、43亞種、508變種（其中蕨類植物58科、159屬、582種、25變種）、插圖2757幅，總字數近700萬字。”記者在《廣東植物志》第十卷中找到了這段介紹。

　　這700萬字的背後，承載著科學家們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和困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有這樣一個故事，1936年，由鄧世緯帶隊的科學家赴貴州調查，這個採集隊先後有4人因瘴癘病故。但即使有生命危險，還是有新科學家補充進採集隊伍。採集植物標本時，要戰勝疾病、毒蟲、饑餓、寒冷……吳德鄰回憶，去海南島、雲南採集標本時，螞蟥很多，不光水裏有，連天上都會掉下來。“螞蟥吸了血，自己本人根本不知道，等到身後的人看到你的衣服被血浸透了，你才意識到有螞蟥掉在身上！”趟水過河時，螞蟥更多，治療螞蟥咬傷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煙絲按在傷口上止血。陳邦余回憶，在海南島採集標本時，走路走不了50米，螞蟥就會爬滿腿。後來，科學家們發明了一種新方法，用五六層紗布包一個鹽包，泡在水裏浸濕，看到螞蟥吸在腿上時，就用鹽包砸上去，螞蟥就會掉下來。

　　編寫植物志，不僅需要了解本省的植物，還需要了解周邊省份的植物。

　　陳邦余回憶，在西雙版納採集標本時，還遇到過國民黨殘匪。1960年，他參加了西沙群島的植物調研，當時有越南偵察機在頭頂飛，面臨“吃子彈”的危險。還有植物學家在深山裏採標本，遇到了狗熊，毒蛇、毒蟲更是司空見慣。飯食是簡單的鹹菜、飯糰，睡覺則在兩個馬鞍上支個蚊帳。這樣的日子每年有兩次，上半年開花的季節和下半年結果實的季節，唯此才能把一個物種完整的成長過程採集下來。

　　採標本需要翻山越嶺，“我去雲南採集標本，要去海拔3000米至4000米的高山，一直採到雪線為止。”吳德鄰回憶道。科學家們必須自己背用具，早出晚歸，回來後還要製作標本。吳德鄰説：“每天都是吃了早飯，六七點出去採，中午帶一點冷飯糰吃一吃。晚上做標本到十一點多，非常辛苦。”一天要採幾十號標本，採回來還要精心選擇適合做標本的部位，做標本要烘乾，還要燒木材、木炭……

　　研究標本時，要鑒定每一種植物的種屬，前提是了解國外相關的研究。“一個分類學家一定要懂拉丁文！別人的書籍看不懂，就無從知道是不是新種。”吳德鄰説，以前科研條件差，圖書館藏書少，沒有外國18、19世紀的書，於是植物學研究非常困難。“當時我們給外國專家寫信，請他們幫忙找資料寄過來。”除了撰寫，編輯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吳德鄰説：“一本書大概80萬字，要看三遍。作者送來看一遍，退回去修改再看一遍。”他説，一遍是80萬字，4遍就是320萬字。編纂者大都是和他年紀相倣的老科學家，眼睛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