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的文人很複雜，他們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衝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先驅。恰恰是因為思想上的中西合璧，使他們的那種精神氣度，實際上續起了十五六個世紀之前的那一脈‘魏晉風度’。”

　　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徐岱教授與記者暢談起那一代的文人精神時，首先選擇了中國大歷史的恢弘角度來切入。

　　“事實上，中國真正的成氣候的文人風骨與氣度，從魏晉南北朝之後，就幾乎絕跡了。”徐岱的這句斷言，令人有些吃驚。莫非絢爛的唐詩宋詞的締造者，配不上“文人氣度”這四個字嗎？

　　徐岱舉了個“詩仙”李白的例子。“如果你把李白的詩通讀下來，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個俗人。比如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形式上模倣《登黃鶴樓》，意境上，看似懷念故鄉，實則是懷念皇帝，透著一股子強烈的權勢意識。相較于王之渙的《登黃鶴樓》，就顯得淺薄。”

　　李白所缺乏的氣度，“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卻有。徐岱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我們知道，混血的孩子特別聰明、漂亮。同樣的道理，晚清、民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源頭上正是中西混血的。或許，這是解釋他們精神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

　　皇帝沒了，科舉制度崩潰了，“學而優則仕”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潰，這使得民國文人從一開始就面對無所選擇、沒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幾千年的專制與奴役，這種痛苦無疑也使他們的心靈豐富而深刻。“辯證地看，恰恰是時代的混亂，給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場發言的機會。”

　　那個時代就是有這般機緣在大環境具備了自由表達的條件時，個體也在西方的熏陶下，産生了暢快表達的慾望。

　　“‘君子之交淡如水’，這是中國的儒家傳統。而歐洲人則不然，在他們的沙龍上，雙方可以激烈辯論，可以不做朋友，但是都會承認對方的人品和水平，不會壓制對方的發言權。這是因為在歐洲文化人眼裏，誰都不掌握真理。”徐岱説，源自巴黎貴族達人家客廳的文化沙龍的風氣，傳入國內，深深影響了京滬等大城市的文化人。

　　在徐岱看來，“五四”那代知識分子，首先打下了異常深厚的國學基礎，接著，走出國門，眼界被打開。同時，甲午戰爭之後民族遭遇屈辱，國內局勢動蕩混亂，國勢頹微，令他們擁有了強烈的救國使命感。

　　“我們現在看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文人，多從審美價值和文化景觀上考量。而‘五四’文人，卻是一代風氣的開創者。”徐岱認為，他們作為歷史先知的貢獻是不可泯滅的。

　　本報記者 屠晨昕

　　作者：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