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大清國炒房，各地租界是最好的戰場。

　　各種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著全國人民——確切地説，是全世界人民的神經：一名叫做雷米的法國商人，1849年以475元在上海租界內購買了2.385畝土地，均價每畝191元，到1856年時，法租界召開第一次“地主”大會進行估價，每畝均價達到868元，增長了4倍多；1848年為建跑馬廳，外商們圈地81.744畝，每畝均價為83000文，到1854年跑馬總會股東將該地切分出讓時，最低價為每畝171萬文，增值20倍，而最高價為每畝543萬文，增值66倍；上海地王徐潤在1885年被迫拋售的房地産，當時價值300萬兩，而過了21年後(1909年)，其市價高達2000萬兩白銀，足足翻了6倍多。

　　如此卓越的市場表現，並非老外們哄抬，而要歸功於租界的特殊地位。

　　界內所簽發的“道契”——房地産權證，讓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地契原來也可以如此精確地標明地塊的界限，並且不需要什麼保甲、中證人等一大堆環節。更關鍵的，洋人們除了依法收取稅金之外，居然會動不動就搞攤派，或者以公共利益的名義進行強拆。

　　“道契”一誕生就成為上海灘的“硬通貨”，絲毫不亞於金條，“幾乎和別國金融市場裏的第一流票據或者證券差不多，成為上海金融市場上數量最大而流通最易的信用工具。”(章乃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

　　附著了“洋大人”權威的“道契”，在租界內構築了一塊法制的高地，這令租界內外的華人業主們也紛紛響應，請求將自己的地契更換成“道契”。而法制的高地，就是資本的洼地，何況，在內憂外患頻仍的大清國，只有租界內可以提供相當和平、穩定、而且法制化的空間。每到動亂，大清國的精英們就批量涌進租界，這構成了租界內房地産的“剛性需求”和維持房價堅挺的偉哥。

　　19世紀60年代的上海房地産市場，僅僅租賃就可獲得高達30%至40%的利潤。為此，英國商人們不惜聯合起來，推翻了租界當局要求“華洋分治”的政策，看在錢的面上實現了種族和諧。房地産迅速成為租界內的支柱産業。到1901年時，英國人在上海投資的1億美元中，60%都投向了房地産。

　　租界內的房地産奇跡，根本上與資金無關，與技術無關，而與政治有關：它所享受的，是法制與維護穩定帶來的巨大紅利……（有刪節）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