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以來，南方日報記者深入粵東西北地區，對8個地級市的20多個村落進行了調查，部分農村“垃圾圍村”的現狀堪稱觸目驚心。這組報道引起了省委書記汪洋的高度關注，在近日的一次會議上，汪洋書記在特別提到報道的同時，強調必須切實抓好農村清潔工程，不斷改善農村衛生條件和人居環境。

　　垃圾圍村，到底是哪出了問題？從表面上看，政府撥給農村的垃圾處理資金不夠，農村垃圾處理硬體設備基礎薄弱，村民沒有公共意識，沒有養成衛生生活習慣和垃圾分類意識，以及垃圾分類處理的科技水平低、污水沒有三級劃分排放，等等。然而，歸根結底，與其他很多農村問題一樣，是農村社會管理出了問題。我們沒有必要避諱這一點，因為從民間到學界到政府，我國農村社會管理水平的落後是公認的。垃圾圍村就是典型的例子，看上去是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實際上是因為整體治理水平低下。

　　比如，垃圾處理資金不夠，那麼這些資金應當由誰去向政府財政申請劃撥，為什麼長久以來沒有哪個部門去申請？村民沒有公共意識和垃圾分類的知識，那麼應當由誰去宣傳公共意識，應當由誰去普及垃圾分類的知識？農村垃圾處理硬體設施基礎薄弱，那麼應當是由政府財政去投入，還是由民間力量去投入基礎設施更新？顯然，這麼多問題都不是村民可以自發解決的，就算一個村民再有公共意識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個組織化的社會管理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應當由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組成，但目前的現狀是，基層政府在村務管理上缺乏足夠動力，各個上級主管部門則是“九龍治水”，職能上跟很多部門有關，卻沒有一個協調機構，而村民基本處於原子化狀態，社會力量難以動員起來。

　　決定農村社會管理能否形成一個組織化的管理有機體的根本是什麼呢？是政府。我們説，很多農村社會管理應當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以破解垃圾圍村為例，政府要出部分資金，但只有市場參與才能讓垃圾處理運轉起來，只有社會參與才能降低垃圾治理的成本。但是讓市場和社會力量動員起來的前提，是政府應首先&&做好管理，包括監管到位、資金到位以及宣傳動員到位，而動員社會力量也需要政府&&建立一種動員機制，因為現在的農村社會力量很難自發組織起來。江西鷹潭農村建立的村民理事會制度就不錯，這種制度簡單説就是通過公開推選的方式，將一個村裏具有較高威望、能在群眾中説上話的人推選進村民事務理事會，他們來負責&&處理村裏的相關事務。這個理事會據説很管用，理事會的理事們很願意發動群眾去關心本村裏發生的一些事情，當然不僅僅是垃圾問題，這就是一種很好的社會管理創新。

　　可以不客氣地説，正是政府在農村社會管理上的缺位導致了垃圾圍村，而從城鄉對比的維度看，正是我們在農村社會管理上的長期疏忽才出現這種缺位。本報垃圾圍村報道裏，記者發出這樣的感嘆：“城市在植樹，農村在砍樹；城市試行垃圾分類，農村連個垃圾箱也沒有；城市在清理河道，農村就往河裏排污；城市張燈結綵過大年，農村卻牛糞滿地步步驚心……”這種城鄉對比正反映了我們在農村社會管理上的疏忽，從長遠看，無論是解決垃圾圍村問題，還是其他農村問題，根本都取決於農村社會管理水平能否真正有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