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案的角落裏，擺著一隻竹簍。因為歲月的流淌，它沉鬱的色澤中透出了夜空中星星般的光亮。

　　滿滿一竹簍的是小小的、方方的、薄薄的石片。

　　這些石片原本都是長長的印石。年輕的少斌，在上面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直到印石成了薄片，隨手就扔在這圓肚的竹簍之中。

　　竹簍滿了，滿滿裝著的，還有40多年的光陰。

　　“1966年，‘文革’剛開始。我18歲。正是年輕，卻又無所事事的年齡。”

　　“有一天，一個朋友來喊我，説有個老先生，會養花，家裏養了各種各樣的菊花，好像還會畫畫，問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説好。我不是無所事事嘛！我那個朋友姓蔣，是個剃頭的。他工作的理髮店在中山門的裏面。那時中山門裏面是個大坡子。他説的那個會養花的老先生，就住在南京博物院對面，坡子下面的一個小弄堂裏。”

　　“這位老先生就是南京博物院著名文物鑒定專家、篆刻家王敦化先生。”

　　“王先生給了我一本故宮博物院藏印譜。厚厚一本印譜，全是漢印。他説，你就照著刻吧。我就照著刻。拿一方印石，刻了磨，磨了刻。我年輕，有的是時間和精力。”

　　少斌先生説話的時候，我一直看著他的手。那是一雙粗短有力的手，像是用粗糙的石頭刻成的，刻成之後，並沒有打磨，完全露出了本是藏于其中的力量來。

　　“1966年的我，並沒有想到王敦化先生把那本印譜交給我時，對我意味著什麼。在之後的好多年裏，我也沒有認識到，治印對於我的人生來説，有多重要。我只是喜歡。我只是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我覺得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滿心歡喜，沒有雜念。”

　　就是這樣一種單純的愛好，讓孫少斌沒有前途，沒有希望的人生之路，透出一絲朦朧的光亮來。這光亮雖然微弱而遙遠，可是畢竟是光亮。有了光亮，就有了另一種人生。

　　王先生交給孫少斌的印譜中，有5000多方漢印。少斌先生最後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他其實不是在背，而是在一刀一刀地往自己的血脈裏刻。每一方印，每一個筆劃，甚至每一個空白，都刻在了他的心裏。少斌先生本以為等他把這五千方印刻好了，王先生就開始教他了。因為他雖然每隔一天就往王先生家跑，可是先生從來不跟他説治印的事。只是跟他談詩詞曲賦，談文人掌故，談印石、印泥，最多談談有關印的文化淵源。從來不跟少斌談他很關心的刀法。

　　“有一天，我就問他，老師，平刀、復刀、反刀、衝刀、飛刀，哪種刀法比較好。”

　　“哪種好？沒有哪種好。你怎麼方便怎麼刻。不要相信書上説的。都是先生們編出來誆人的。説著笑了起來。我也對著他大笑。”

　　“我又問他，那你覺得哪種印是好印。”

　　“漢印是好印。”

　　“你喜歡誰的印？”

　　“吳昌碩。”

　　“齊白石呢？”

　　“火氣大。”

　　“先生説，我評價所有的印，只有兩個字：‘渾厚’。只有‘渾厚’的印是好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