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德放在

　　公共場域來激勵

　　本報評論員 李瓊

　　日前，廣州警方公佈了《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規定拾金不昧可獲得遺失物價值10%金額的獎勵。這一規定徵求到了很多意見，否定者多數很堅定，堅持社會公德與物質無關，不宜挂鉤；贊成一方則認為，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對物質獎勵有“精神潔癖”。

　　道德問題跟錢的獎勵扯上了關係，總是容易讓人百感交集。即便是處於激勵的考慮，也不免使人對當下的道德建設産生憂慮。正反兩方觀點，不能不説都有好的初衷，有對拾物歸還行為強烈的保護欲。不贊成物質獎勵，是怕傷了社會道德本質，將原本單純的行為導向了物質索取，主張獎勵，也是要以“好人有好報”的結果來正向激勵歸還行為，感化和激勵善舉。

　　放在整個社會的道德層面來看，這種爭論，以及這種獎勵規定的出臺，來源於對社會道德感缺失和滑坡的緊張和焦慮，展現出了當前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設方式在社會現實面前進退兩難的狀態。

　　無論社會發展到怎樣的階段，都沒有人能否認，社會的運轉和前進需要“道德的血液”。道德當然需要保護，需要激勵，既不能棄絕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之外，也不能寄希望於個體道德感的幡然覺醒。問題在於，以怎樣的方式保護和激勵，才是有效的？才是真正順應了，符合了現代社會對社會公德的認知和要求。是不是拾金不昧之類的行為越少，我們的物質激勵就應當越高，越普遍？

　　現代社會的道德，已經走出了傳統社會之下的私人領域，也有了新的道德追求和道德目標。它不是以“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賢人道德觀為前提，而是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這種社會公德既要有能作為常德推行，也要具有普遍的説服力。

　　這種公共道德的樹立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形成基礎之上。最好的激勵方式，也莫過於廣泛的社會認同。有這種公共理性，就有了公共的評判標準，就自然會有公民道德的自我約束和自我教育。道德行為有了社會認同，相互關愛，守望相助，也才能成為人的自覺，而非朝向具體的物質目標。

　　道德的生長和普及，本來就來自於外部公共理性影響人的內在價值標準的“軟約束”。對於類似于見義勇為、拾金不昧這樣的行為，在稀缺的基礎上，出於“不讓好人吃虧”的思維，單純依賴於立法、物質激勵和榮譽表彰，不僅有違于道德的內在感受，也容易因此形成“特例”感，遠離普通人的生活，無法解釋現代社會的各種現實。從社會建設本身來講，也容易因為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標準制定和外在保護，造成道德情感上的疏離，也就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作者福山所説的“低度信任社會”。

　　現代社會的道德建設是一個全面的社會建設。政治道德、商業道德、公民道德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既無法相互隔離，也無法單兵突進。道德的培育和激勵需要真正符合公共場域的生長機制，急切的剛性約束和激勵，“單一問題解決”式的做法，看似下了一劑猛藥，卻未必真能扭轉局面，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