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交警在依法刑拘一醉酒駕車的司機李某後，與該司機同桌吃飯並同車而行的王某被牽連。根據濟南交警部門出臺的酒駕新規，王某或將因未盡到勸阻義務而受到相應的處罰。

　　醉駕被查，同飲者亦難逃追責？濟南新規定甫一曝出，便迅速成為輿論熱點。圍觀者態度迥異，或力挺或拍磚，無非基於兩點：就道德層面而言，勸酒者、未勸阻酗酒者，當然其心可疑、其行欠周。故而接受一定的懲戒，也算無可厚非；但倘若從法理層面審視，“罪罰對等”、“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則不容撼動，動輒擴大制裁範圍，絕無正當性可言。

　　依照濟南的醉駕新規，“對沒有酒駕行為、也沒能勸阻他人酗酒的，要抄告其單位，由單位加強教育”。由此觀之，所謂對同飲者的連帶處罰，其實不過僅是某種批評與警示而已。若將之歸類到“刑事處罰”，則明顯理解不當；而若將之視作“行政處罰”，猶且不夠標準。事實上，在很多人看來，類似程度的“追責”，發端善意且強度得體。觀望其實踐效果，説不定還真能立竿見影呢。

　　處罰同飲者，儘管很多人表示理解，但反對者仍勢眾而聲隆。之所以爭議不斷，而難有共識，恰在於此新規擦邊球意味十足。眾所週知的是，在司法體系已漸週全、行政規束趨於完善的當下，無論刑事處罰還是行政處罰，都有著相對明確的適用邊界。於是，多數“制裁性新規”出臺是否合法合規，比照既有規則文本即可定論。但，諸如“抄告單位，由單位加強教育”的處置手段，其實一直定性模糊、褒貶不一。

　　或許可以説，關於“追責同飲者”的爭論，核心之一便是對“抄告制度”的不同認知。有人認定，由於上位法並未明文支持“抄告”，所以一些交警的日常執法涉嫌侵權；而另一些人則宣稱，既然行政處罰結果必須公開，所以“抄告”不過是落實告知義務的具體方式。但不管如何定義“抄告制”，其實行前提都應是“被抄告人涉嫌違法違規”，不符合該條件“抄告”則是無理。

　　繼而，超越對“處罰手段”屬性的糾結，同飲者的所作所為，能否構成適用“抄告制”的充分條件，是另一個必須厘清的問題。誠然，在一系列惡性事故之後，“醉駕入刑”被第一次寫入法條。且，有鋻於法律上有“共同犯罪”、“鼓勵犯罪”等説法，勸酒者、未曾制止酗酒者，儼然可以對號入座、依法懲戒。然而另一方面，幾點不可回避的現實是，在“司法實踐”中，醉駕是否判刑仍變數十足，且“勸酒”等酒桌風習也不必然導致他人醉駕……

　　追責“同飲者”，方式是“抄告其單位”，未免有點強“同飲者”之所難了。因為，法律治下的民眾，從不該為自己不能掌控的後果負責。而很多時候，他人是否“醉駕”，並不由同飲者決定。可以説，不文明的酒桌文化，可導致醉駕發生。但若將此機械倒推，甚至追罰同飲者，卻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