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對待記者事件一再發生，除了“土圍子”思想、“土霸王”作風，外部懲戒力度過小亦難辭其咎。

　　13日，本報兩位記者前往東莞萬江新村社區新村幼兒園調查校車超載情況，遭到工作人員粗暴對待。其中一位記者被3名男子按在地上，並強力將其雙手反剪身後，導致該記者右手拇指遠端出現撕裂性骨折。就在同一天，深圳也發生一起惡性的毆打記者事件，打人者是廣東省政協常委、中心城董事長劉偉宏，打完後她還揚言“我打你怎麼了？”

　　一天兩起暴力事件，皆指向手無寸鐵的記者，令人憤慨。

　　東莞官方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善待記者，甚至有官員放出狠話：“誰關愛媒體、善待媒體、支持媒體，我就表揚、鼓勵、獎勵誰；誰對不起媒體，我就對不起誰”，讓媒體人如沐春風。孰料言猶在耳，就發生傷害記者的惡性事件，實在有損“文明”，亦有負領導期望。

　　當地派出所的説法是，有群眾舉報“兩名不明身份的陌生人在新村幼兒園附近不知道幹什麼，現在跑了”，派出所立即通知就近的治安聯防隊員出警。本報兩名記者佩戴工作證，並在採訪過程中一再表明身份，何來“不明身份的陌生人”、“不知道幹什麼”？退一步説，即使真有“陌生人”在“不知幹什麼”，派出所又憑什麼指派不具執法資格的治安聯防隊單獨“出警”？今時今日，把事件歸咎於“有些治安聯防隊員的素質比較低”，説得過去嗎？

　　其實，據記者觀察，該幼兒園校車雖存在超載現象，但不算特別嚴重，即使被媒體曝光，也不至於對幼兒園的聲譽、利益構成太大的影響，當地何以如此如臨大敵，像對待小偷一樣對待記者？和過往許多單位、地方粗暴對待記者一樣，“土圍子”思想是其一。“我的地盤我作主”，別人誰都無權過問，哪怕是記者，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土霸王”作風是其二。東莞涉事者雖然沒像深圳打人者那般囂張，但聯防隊員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正當採訪的記者強摁在地，仍然是霸氣外泄的表現。

　　媒體是社會公器，服務於公共利益，承擔起社會責任。輿論監督，旨在通過新聞的力量，促使被監督者改進不足，幫助社會實現公平、正義，從而增進公共利益。

　　譬如校車超載，關乎廣大幼兒的生命安全（屢屢發生的校車安全事故一再警示超載的危險性），不僅僅是幼兒園的內部事務，媒體當然有權進行監督；其次，記者採訪並非個人行為，而是職務行為，如果被採訪對象對採訪、報道不滿，完全可以通過正常渠道，與記者所在的單位交涉，再不行就通過法律途徑申明權利，而不能採取威脅、暴力等違法手段對付記者。

　　粗暴對待記者事件一再發生，除了“土圍子”思想、“土霸王”作風，外部懲戒力度過小亦難辭其咎。粗暴對待記者，哪怕“跨省”，最後也不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長此以往，粗暴對待記者便成家常便飯。這兩起事件如何處理，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