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説一個案例：2011年5月，根據群眾舉報，浙江台州市紀委對玉環縣原副縣長杜某某立案調查，發現他除了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外，在擔任該縣縣長助理、副縣長的7年裏，利用職務之便或職務影響默許、縱容其妹妹，在她分管的文教系統內參與施工或介紹分包的工程項目達15個。這個案子是近幾年來台州市查處領導幹部利用職務之便為親友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的典型案件之一。

　　近年來，浙江由於市場經濟發展迅速，家庭成員從業行為多元化，一些黨員領導幹部配偶、子女、近親屬經商辦企業或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一家兩制”現象屢見不鮮。據統計，2007年以來，台州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涉及利益問題的違紀違法案件279件，涉案金額超過10億元。從這些案件分析，領導幹部的腐敗越來越趨向隱蔽化、智慧化、期權化，從直接的權錢交易逐步演變為借助投資入股、經商辦企業等形式。因此，構建防止利益衝突的制度防線，是今後一個時期預防腐敗的重要任務。

　　目前，中央在領導幹部利益回避方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如異地任職、申請回避、配偶子女從業限制等，《廉政準則》中就防止利益衝突還專門提出了“18個不準”。為使這些規定更具操作性和實用性，有必要根據本地實際予以細化和完善，進一步明確回避範圍、回避方式及回避實施程序等，最大限度地把親情關係與領導幹部的任職和職務行為隔離開來，防止以權謀私的發生。

　　比如，建立健全領導幹部個人重大事項信息檔案就很必要，可以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分級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領導幹部個人事項信息系統，內容包括領導幹部家庭財産情況，直系親屬從業情況等，並以此建立防止利益衝突的預警機制，加強對領導幹部利益衝突情況的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予以處置和糾正，不斷增強防止利益衝突的意識。

　　領導幹部財産申報制度備受關注，它既是領導幹部亮出“家底”的重要渠道，也是領導幹部接受監督的重要平臺。從可操作性出發，可以從新任領導幹部入手，逐步推開，通過一定的途徑和形式公開領導幹部本人、配偶及子女的家庭財産，包括大額現金、證券、房産、股權、債權等情況，接受監督。

　　建立金融實名制則是預防腐敗的一項基礎性制度。無論到銀行開立賬戶，還是到證券公司開戶，或到保險公司購買保險，都必須出示本人合法的身份證明；只要是大額度的交易，都必須通過非現金支付系統。換言之，就是只要用錢，就會有記錄。

　　再如鉅額財産舉證倒置制度，我國刑法設立了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客觀上也成了一些腐敗分子逃避法律嚴懲的“擋箭牌”。建議要求違紀違法領導幹部提供有效證據説明其財産的合法來源，否則可比照貪污或受賄行為進行量刑，避免腐敗分子以此對抗調查的僥倖心理。

　　（作者為浙江台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