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包括孔慶東罵港人、“蝗蟲”廣告在內的連環事件一次次觸動內地及香港民眾的敏感神經，以“雙非”孕婦赴港生産為核心的爭議持續發酵中。

　　從個人的角度，在什麼地方生孩子乃至遷徙到什麼地方擁有哪國國籍，都是自我選擇的結果。應當説，在一個文明社會，選擇權不受干涉並尊重每個個體作出的選擇是社會基本底線，沒有可以爭議之處。

　　然而，對於生産或移民目的地來説，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放眼全球發達國家、地區，或者説熱門“目的地”，都有著繁瑣的移民程序和相應的入籍限制。畢竟，公共資源的有限性與人口數量的客觀膨脹，外來人口增多與人口結構變化，以及上述情況引致的更廣泛層面的社會問題，這些增加於治理上的負擔不難想見。

　　具體到香港，面對近年人口流入量的持續增長，在本地公共資源並未有太多新增的情況下，無論是本地民眾對教育、醫療、福利等公共資源受到可能“瓜分”的擔憂，還是港府承受的資源擠壓感，都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香港方面也出臺了許多措施以緩解現有的狀況。從今年開始施行的配額接收非本地孕婦分娩，同時通過一些行政措施防止沒有預約赴港分娩的孕婦入境，香港境內也增加突擊巡查懷疑為無牌經營的“月子公寓”。客觀地説，以個人意願主導的人口流動趨向只能也只應由流入地單方控制，問題能否改善最終取決於香港政府自身的政策調整。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雙非”孕婦是在香港有關規定允許的前提下入境産子，這有別於香港政府重點打擊的非法入境“雙非”孕婦，對於這個人群以及此前出生的“雙非”兒童，香港政府都負有責任。長期來看，這些問題將逐漸融入並成為香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考驗香港政府的治理能力。

　　如果説香港面臨的是一個具吸引力地區特有的困擾，那麼作為流出方的中國內地是不是也應該從另一個方向進行考慮。

　　就內地人移民而言，香港不過是眾多選擇之一，只是隨著香港對內地人移民政策的相對開放與兩地交流的頻繁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僅從國人移民來看，應當説，自國家開放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從早年對知識精英流失的探討到近幾年追問富豪移民，實現移民和有移民傾向的人在增多，移民者所涉及的領域和行業也在擴大。

　　有別於以往的是，赴港産子，或者在赴港産子難度加大後繼而赴加拿大、赴美産子，這些人可能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事業而遠走他鄉，“綠卡”可能是在他們眼裏可以給予下一代最好的“禮物”，這背後包含了完備的公共服務、更全面實現權利的可能性、相對寬鬆的生存環境，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關注點，但他們用一致的行為“表達”了對另一個國家的嚮往。從國家層面上，這算不算國民認同感危機？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些人走進中國，另一些人走出中國，這是多元與自由社會的正常模樣。與此同時，每一個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希望擁有與國家壯大相匹配的吸引力，孔子學院等一批“中國品牌”帶著這樣的寄願走了出去。然而，回到“軟實力”本身，怎麼讓國民首先離不開自己的國家，讓國家成為創造個人豐富人生的起點，這恐怕比“走出去再引進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