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的《人民日報》報道説，相關部門對於公款吃喝消費的規定越來越細，但“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吃喝之風卻有日趨氾濫、蔓延之勢。中國公款吃喝開支1989年為370億元，1994年突破1000億元大關，2002年達2000億元，2005年突破了3000億元大關。

　　3000億，如此觸目驚心的數據，令人痛心。小馬飛刀告訴大家，從新中國成立至今,針對公款吃喝，我國出臺的相關禁令多達上百項，可上百個紅頭文件為啥管不住一張嘴？原因並不複雜，文件的制訂者、執行者、監管者，恰恰就是公款吃喝的主力軍。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頻繁發文禁止，另一方面又在財政專列公款接待項目；一方面説下基層不準公款吃喝，另一方面又規定接待上級或招商引資可不受限制；一方面發文者或發文機關要求他人不準公款吃喝，另一方面自己卻到處公款吃喝……凡此種種，把一份份文件的文字全都漂白洗盡，何談約束力？對此，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的一番評論引發輿論關注。他説，關於三公消費，手機上有個段子：官員傷肝，百姓傷心。現在的大酒店，我這個收入，一頓飯都請不起。如果不是公款消費，絕不會有那個價。

　　要想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給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現在的狀況是什麼，是公款吃喝還只是一個違紀問題，沒有上升到貪污、定罪的高度。對公款吃喝違規人員受到的處理結果不外乎警告、通報批評等，極個別影響惡劣的，其職務才會受到影響。於是大家的心態是什麼，是不吃對不起組織、不吃對不起群眾、不吃對不起自己，如此下去，突破4000億大關、5000億大關指日可待。

　　小馬飛刀以為，公款吃喝是對公共財産的侵佔，必須嚴格對待。在這方面，完全可以“拿來主義”，在意大利的刑法中，用公款吃喝玩樂被定為貪污罪，只要有人舉報，一經查實就會受到懲罰。在俄羅斯，一政府官員如果想用公款請人吃飯，嚴格而繁雜的報銷手續會讓他望而卻步；在歐洲和日本，政府官員在公款消費的問題上更是如履薄冰，因為媒體和民間團體一直在密切監督著他們……如果我們的公共監督也能這樣具有“威懾力”，再輔以剛性的法律制度，公款吃喝頑疾不難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