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連被曝光的宰客事件,使三亞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也受到很多指責。作為三亞當地人的本文作者,以自己的親身體驗,表達了迅速發展的旅遊給三亞人帶來的“痛感”,有助於我們理解宰客事件背後不為人關注的旅遊市場利益分配問題。 ——編者

　　編輯:

　　你好!

　　我生長于三亞,現在武漢讀研究生。這個年過得一點都不舒服——我曾經熟悉的那個藍天白雲、輕鬆安逸的三亞城似乎已不見蹤影,今日三亞讓我很明顯感到的,是一種情緒和壓力。

　　我和朋友5個人在露天大排檔吃了一頓海鮮,花去1880元,而就在幾年前,同樣的一頓餐,最多需要三百元；親戚聚會,家族裏大伯、小叔因為當年沒有讀大學,繼承了奶奶的土地,現在土地被政府徵用,他們得到一大筆補償款,都住上了小洋樓,哥哥、姐姐雖然高中畢業、工作不穩定,如今卻都買了小車,而我依然在讀書,前途未卜。

　　春節期間網上熱炒三亞“宰客”事件,一時間似乎所有矛頭都指向了這座城市裏的人,我感到有些難過,因為我們當地人的境遇,並不比那些被宰的外地遊客好多少。這兩年,因為頂著“國際旅遊島”的名號,三亞發展得很快,基礎設施得以大幅提升,但我們當地人非但沒有因此更幸福,煩惱和壓力卻與日俱增:三亞人正從市中心被擠到郊區,市中心、沿海的房子基本被外地人購走,本地人的經濟實力根本無以承擔被炒高的房價；三亞靠海,海産品按理説應該便宜,但過年前魷魚賣到60多元一斤,馬鮫魚高達150元一斤。三亞當地居民每月工資平均大概一兩千塊錢。遊客被宰,但他們也只是偶爾來三亞,我們原住民卻每天都得為被旅遊經濟推高的生活成本買單。

　　海南基礎條件薄弱,長久以來有一種求穩、安於現狀的文化慣性,當地居民大多害怕冒險、不願主動求變。因此,在旅遊經濟競爭中,缺乏狼性、缺少資金的當地人,並未佔得先機,酒店、餐飲、出租車等高回報産業紛紛被島外資本搶灘,當地人未能充分享受到服務業發展帶來的就業紅利——僅以被熱炒的餐飲業為例,三亞60%的餐館由外地人經營。

　　我一個“211”重點大學畢業的朋友,回到三亞後很長時間內都找不到工作,因為三亞公司、企業稀少,當地人就業出路一般就“兩員”——公務員和服務員,即除了做公務員、銀行職員與教師等工作外,就只能從事與旅遊相關的服務行業,但前者名額有限,後者又遭人把持且極不規範。他總結道:都是外地人弄的。

　　除了這些現實問題外,三亞的年輕人以及三亞整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正日益成為一個問題。海南的整體教育水平偏低,像我這種讀到研究生的,儼然成了另類,在祖父輩看來,哥哥姐姐們的洋樓和小車,才是實實在在的。旅遊經濟浪潮中,政府大量徵地,原住民紛紛依靠土地發家,但政府並未給當地居民提供很好的創業和再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完善,這就造成了年輕人成天開著車在村子裏轉悠,一天天地淪為“窮二代”。

　　是的,我們習慣過一種單一、穩定的生活,我們不會想著通過各式各樣的渠道去發家致富,這種慵懶、安逸、無求的文化,加上政府缺乏及時的引導和鼓勵,使得三亞人在海島經濟中迷失。

　　以後,我們該怎麼辦?

　　讀者:蘇京京

　　(來源: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