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河北媒體人）

　　光天化日之下，擺在門口的元宵竟然不見了，一打聽才知道，原來被城管執法人員“徵用”拿到敬老院慰問去了。這是2月2日哈爾濱市雙城市一些商販遇到的事情。而雙城市城管行政執法局工作人員給出的説法是，他們就是一個搶的單位，領導讓他們搶他們就搶。（2月7日《廣東衛視》）

　　商戶的元宵，當然可以用來慰問敬老院老人；城管局的執法人員，當然也可以去敬老院獻愛心。

　　不過，未經許可就將商戶的元宵送給了敬老院老人，則無論其目標如何堂皇光鮮，也難掩強搶民眾財物的性質。

　　執法的本質固然是一種“掠奪”，但這種“掠奪”應該在邊界明確、眾人皆知的法律框架下發生，這既是依法行事的出發點，也是執法之所以區別於一般暴力的根源所在。

　　現代法治理念強調的“告知”、“同意”原則，其實已明確界定了政府部門執法與暴力掠奪的邊界。即相關各方都應在法律法規的限定之內，執法一方有告知的義務，被執法一方有知情的權利，而無論同意與否，依據和尺度都只能是法律法規。

　　長期以來，公眾每每質疑城管人員的打人、扣貨行為，而城管人員也總是一再辯解，強調自己行為的辛苦以及善意，認為社會是在妖魔化城管。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城管的種種強梁行為到底有沒有法律授權？如果有法律授權，城管執法過程中的一些過頭行為還可以認為是執法不當；如果沒有，則與暴力掠奪並無二致。

　　至少到目前為止，城管“執法”並無充足的法律依據。以雙城市這起元宵事件來説，城管人員所謂的“搶”論，正是這種尷尬處境的直接表現。

　　這裡面，並不存在“走樣”、“不走樣”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具備執法主體的地位。

　　一個理性的、法治的社會，不應該容忍這樣的行為存在。當務之急，必須在存續之間做一個選擇，城管若是繼續執法下去，則一定要儘快從法律層面明確其執法地位，不然，總是膠著于展覽城管暴行，並不可能求得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