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的《草案》是努力在實現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與其他人的知情權之間實現平衡。但是,我對能否達到這種平衡表示懷疑；更重要的是,可能這兩者的權利沒有達到平衡,卻對於防範和治療艾滋病帶來重大的弊端,産生更嚴重的問題。

　　眾所週知,要讓高危人群自願檢測艾滋病,並在檢測後接受治療,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保證他們的隱私,能讓他們放心去檢測和接受治療。實行實名制和告訴相關人信息的制度,可能讓大部分本來可能納入檢測和治療的人不再自願去檢測。

　　有資料表明,自2011年7月北京醫療機構要求檢測者出示身份證之後,前來檢測的人數直線下降。如果實行實名制和告之制度,恐怕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發現和治療,而且,由於他們沒有得到治療,給其他人帶來的傳染危險更大,這又如何去實現艾滋病患者與其他人的權利平衡呢?

　　況且,如果沒有實行實名制和告之制度,雖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弊端,但並非完全無法保障相對人的權利。例如,刑法早就規定了“傳播性病罪”,故意傳染艾滋病的人是要構成犯罪的,這一罪名雖然是事後懲罰,但對於故意傳播艾滋病的人還是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關鍵是法律要規定,疾控部門在檢測出艾滋病患者時,有義務告訴他們有關防範措施和故意傳播的法律責任,讓他們謹慎從事。

　　所以,我對於廣西的《草案》擬實行實名制和告訴相關人信息的制度,存在一定的憂慮,我們在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恐怕更多要考慮和照顧到我們當前的防艾現實,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於艾滋病患者普遍受到歧視,導致許多人根本不願意去檢測和接受治療,“在中國78萬名感染者中,將近三分之二對自身的感染情況尚不知情”,以致防艾形勢十分嚴峻,如果我們進一步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權,那麼,防艾形勢將更加嚴峻。所以,希望有關部門還得再謹慎地考慮相關制度的制訂。當然,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文明更進一步,艾滋病患者受到歧視狀況有重大改觀,我們也許可以實施上述權利平衡制度。

　　最後,不得不説的是,2006年實施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9條規定: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包括其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等。《艾滋病防治條例》是行政法規,而《廣西壯族自治區艾滋病防治條例》是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內容不得與行政法規相抵觸。廣西擬實施的這兩個制度與行政法規相違背,其合法性也存在問題。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