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北京市民政部門出臺規定，明確了對騙取社會救助者的懲罰措施：瞞報、虛報家庭財産收入者，將被列入誠信體系“黑名單”，且6個月內不得申請該項救助，構成犯罪的還將追究刑責。

　　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種有限的公共資源，有人偷姦耍滑多佔了，必然會損害潛在應受社會救助者的權益。之前，有過不少“騙低保”的新聞：開寶馬車的，坐擁幾套房的，居然還在全家吃低保。騙取低保不僅是非法佔用財政資源，更嚴重破壞社會公平。

　　在北京新規之前，河南、陜西等多個省市民政部門都制定了相關罰則：騙取低保，先追回款物後處若干倍的罰金。但明確提出追究刑責的，還不多見。

　　本來，虛構生活困難，掩飾真實收入，以達到非法佔有低保金的目的，已經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依北京市的規定，涉案3000元以上就應由公安機關立案追究。那麼，為什麼全國罕有騙保者被定罪的呢？

　　從法理來説，刑法具有“謙抑性”，不是所有違法活動，都應受到嚴厲的刑事處罰。刑法保護的是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只有當一種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時，才需要將之列為犯罪。所以，刑法學理認為，“欺詐”行為“超出社會容忍範圍”時，才構成詐騙犯罪，比如一般的虛假廣告，構成行政違法，但危害嚴重的街頭騙局，就構成刑事犯罪了。

　　但是，社會對“欺詐”的“容忍”標準，是與社會文明、法治水平、徵信制度相適應的。社保制度規範嚴謹，就沒人敢以身試法；相反，如果低保制度懲戒乏力，違規騙保者眾，就會形成“破窗效應”，引發社會成員的僥倖心理，最後“法不責眾”。從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香港為何騙取社保、福利，動輒就會入罪。

　　要切實打擊騙保行為，首先應全面規範低保政策：細化低保戶的財産標準，嚴格審核手段。這也正是北京民政局頒布的這兩個認定、核對低保戶新規的意義所在。這次新規細化了認定標準，不只查家庭的工資收入，還要通過部門聯動調查申請家庭的存款、股票收入，以及繼承遺産、住房公積金等，嚴禁高消費。此外，嚴格處罰，瞞報虛報者將6個月內不得申請，並列入黑名單。

　　在嚴格上述社會救助制度的基礎上，全社會應能形成集體守法的預期，形成對騙保者“零容忍”的共識；此時，如果再有人敢造假，規避這些嚴格規定，那就説明其主觀惡意之深，當然應作為犯罪處置。

　　當然，同樣是騙低保，即使非法獲取的救助金額一致，一個略略高於低保線的窮人“瞞報”，和一個開豪車、住豪宅的人“瞞報”，造成的危害是否一樣，是否統一追究刑責，還需要細化相關政策。司法機關在實踐中也應積極探索，抓住典型惡性騙保案件，嚴格執法，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