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海甸

　　上世紀９０年代中，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的翻譯和研究熱潮，其流風余韻，至今猶存。很明顯，這股熱潮是在蘇聯解體、蘇聯現實主義文學走進死衚同之後産生的，它與所謂的“回歸文學”合為當時譯介俄蘇文學的主流。世人驚嘆，除了他們耳熟能詳的《毀滅》、《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作之外，俄國文學還有著如此令他們耳目一新的作品。俄國白銀時代文學的翻譯熱潮由於受非文學因素的干擾，稍晚于西方現代派的翻譯和研究大潮才涌現，但兩者大體可以相銜接。

　　俄國白銀時代的斷代法有多種説法，我認為較可取的還是１９世紀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末一説。其實，早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中國譯壇以魯迅為先導，就譯出了數部白銀時代的重要作品如《薩寧》、《工人綏惠略夫》等。幾乎與俄國文學家創作同步，中國早期的留俄學生韋素園，也把自己短暫的文學生命投放到白銀時代散文和詩歌的迻譯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他既是中國譯介俄羅斯文學的先驅，也是引進白銀文學的拓荒者。

　　韋素園（１９０２—１９３２），是以魯迅領銜的未名社成員之一。１９２１年，他就讀于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同學中有劉少奇、任弼時等日後的名人，利用學習語言的機會，大量閱讀當時仍未被禁的白銀時代文學作品。返國後，韋素園在與魯迅同辦的《莽原》半月刊上，譯出數量可觀的俄國詩歌和散文作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韋氏儘管曾就讀于鼓吹世界革命的東方勞大，但對在俄國風行一時的所謂無産階級文化派視若無睹，不譯專寫鼓動詩和諷刺詩的馬雅可夫斯基和別德內伊，可見他審美觀不但不受時流的影響，相反卻有著獨標一格的藝術品位。他譯俄國頹廢派詩人梭羅古勃（今譯索洛古勃）的數量，直到８０餘年後的今天仍無人能及。此外，他還譯了瑪伊珂夫（今譯邁科夫）、蒲寧（今譯布寧，１９３３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茗思奇（今譯明斯基）的詩作；譯了契訶夫、科羅連珂（今譯柯羅連科）、梭羅古勃、戈裏奇（今譯高爾基）、勃洛克、安特列夫（今譯安德列耶夫）的散文。在他寥寥可數的隨筆中，有兩篇是為安德列耶夫小説中譯本作的序。我不曾對韋氏的譯文作過考證，因此不敢斷言他的所有中譯都是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首譯，但他是譯介俄國白銀時代文學的嚆矢，這樣説諒必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如果説基於語言的發展和變化無日無之，譯文的生命力一般只有三四十年壽命的話，那麼，時至今日，韋素園的譯文早已成為明日黃花，這也是無須諱言的。韋譯除了翻譯文學史上的意義外，還有一點應略為一提，即作為翻譯家，挑選文本的識見不容忽視，它是翻譯家修養、學識的無言宣示。魯迅在為韋素園寫的墓記中這樣形容他：“宏才遠見，厄于短年。”這裡説的不只是他的譯才，編輯之才，也應該有著從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挑選翻譯文本的慧眼吧。

　　最後還有一點，俄國白銀時代的文學作品，無論是長短篇小説、詩歌、戲劇，還是散文，迻譯工作都只開了一個頭，仍有大量的處女地尚待翻譯家們去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