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約滿離開的一位作家曾説自己不太適合郭敬明旗下作者藝人化的風格，你呢？

　　笛安：我並沒有覺得自己被藝人化了，我平時除了發新書時的宣傳，也沒有那麼多的活動，該宅的時候還是宅。我可能有一點分裂，開心的時候玩得很瘋很High，有時候又會突然想要安靜想要躲起來。我喜歡我們的團隊，喜歡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努力工作的那種氛圍。

　　記者：你眼裏的老闆郭敬明是怎樣的？

　　笛安：他是個很懂我的老闆以及出版人，也是個和我們玩得很好的朋友。他真是個特別敏銳的人，我小説裏有一些東西，我過去從不相信除了自己還有人能關注到它們，可他能發現。

　　記者：父親李銳、母親蔣韻都是知名作家，這對你的成長和從事寫作有什麼特別影響？

　　笛安：影響之一就是每個記者都會問我父母到底對我有什麼影響。其實我就是有一對文藝青年的爸媽，家裏書多，他們比較浪漫，對寫作、藝術有一種很大的熱情，他們有意無意地讓我覺得，寫小説是件好事情。

　　我剛去法國時是從語言班讀起的，生活裏任何一點小事，比方説填個表格，交個電話費都特別困難。當時就覺得這個世界和你沒關係，就是那種荒原一般的寂寞刺激了我想要表達的慾望。

　　記者：父母會看你的作品並給出意見嗎？父母曾合著《人間》，有想過一家三人合著嗎？全家都是作家，平常一定很好玩吧？

　　笛安：沒想過和他們一起寫書，我們太不一樣了。我媽媽生活裏會有一些比較有喜感的段子，我有時會在微博裏隨手一寫，家庭裏嘛，説得最多的肯定還是生活瑣事。

　　其實我和媽媽40%的時間像姐妹；10%的時間像同事；10%的時間像倆説相聲的；20%的時間裏，媽媽依然把我當成那個係著紅領巾、站在校門口等她的小孩子；最後的20%裏，我盡力地想要讓她認為我永遠是那個小孩子。

　　記者：你的小説一直在記錄家庭倫理，你和父母之間的感情是什麼樣的？

　　笛安：除去文學，我們和任何一個簡單的家庭一樣。説到文學，我和他倆的看法基本不在一條道兒上，沒得談。作家這個職業對於兩代人的意義不一樣，我爸他是一個傳統的文人，他身上有很多屬於文人的責任感以及社會擔當，認為小説要有什麼什麼意義，而我稱自己為小説藝術家，我創造美，創造閱讀的愉悅，僅此而已。

　　記者：父母的作品銷量遠比不上你，他們會有壓力嗎？

　　笛安：我喜歡這個問題，哈哈，終於有人問我父母會不會有壓力，而不是只問我會不會有壓力了。當然不會了，在他們眼裏我永遠是個不靠譜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