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1日在特區立法會發表2012-2013年度財政預算案時稱，特區政府將會寬減2011-2012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12000港元，香港150萬名納稅人將會受惠。(《京華時報》2月2日)

　　在經歷了去年一波三折的“派糖風波”後，香港“財爺”曾俊華靈活地改變惠民手法，由“派糖”變為減稅。就目前而言，香港交稅的人口只有150萬人，這意味著，這項減稅計劃，主要針對的是中産階層，並非能人人得益。

　　縱觀香港旨在減輕中産階層稅負的七項制度安排，可以用貨真價實來形容，包括增加基本免稅額和單親免稅額，增加供養60歲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人士的免稅額，增加子女免稅額，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增加傷殘受養人免稅額，提高強積金計劃強制性供款的每年最高可扣稅款額等。

　　行文至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去年經《人民日報》調查屬實，年收入20多萬港元的已婚人士只需納稅193港元的報道。如今，降稅再次降臨到中産階層頭上，難免讓內地民眾，尤其是中産階層産生羨慕嫉妒恨。香港之所以對中産階層偏愛有加，主要考慮到他們付出太多，得到回報過少，像房子、教育等問題，都需要自己打拼，所以，從稅負上給予特殊照顧。

　　眾所週知，任何一個社會要得到穩健良性發展，必須要有一個龐大的中産階層來支撐。去年，《人民日報》曾用鮮活的的事例，大量的篇幅，報道了國內中産階層的生存狀況：“房奴”、“車奴”、“卡奴”、“孩奴”……沉重的生活壓力讓國內中間階層疲於應付，透支著他們半生財富。無聲的語言，形象的描述，顯然意味著，我國的中産階層，面臨的生存壓力，一點不亞於香港的中産階層，甚至要比香港的中産，更為糟糕。

　　與香港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政府並沒有給予內地中産階層特殊禮遇。雖然近年來中産階層的工資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這部分增加收入卻被稅收和通脹拿走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例。我國個人所得稅肇始於1981年，當時職工平均工資約為每月60元，而起徵點為800元，大約為月工資的13.3倍；到2005年，起徵點調高到1600元，而當時我國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1600元起徵點已經將幾乎所有工薪階層一網打盡；儘管現在起徵點為3500元，但對中産階層的負擔幾乎沒有實質性減輕，而且，個稅是梯級累進稅制，收入越高，稅收比例也越高。

　　中産階層作為我國新興力量，已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不可替代的角色和群體。我們必須要像香港政府那樣，善待中産階層，給予真金白銀般的政策傾斜。鋻於眼下國情，國內也應著眼于個稅減負。具體講，一方面，要實施差別化的個稅政策，把現行個稅起徵點權力，下放到各省，國家規定個上限，譬如不超過5000元，讓各地依據當地實際收入狀況，來確實自己的起徵點。

　　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要抓緊推出家庭綜合稅制，讓中産階層合理避稅。個稅變革不能總在起徵點上打轉轉，也不能再講“時機不成熟”之類的託辭了。正如發改委官員楊宜勇所言，個稅起徵的調和不調，都不叫改革，只有按家庭徵收個稅，才有可能叫真正變革。總而言之，惟有制定出像香港那樣充滿人性化的個稅徵管制度，才能讓中産階層切切實實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