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曾昭燏（1909-196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成為中國首位赴海外就讀考古專業的女性。

　　留學期間，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館收集散失在英國的中國銅器資料，為寫作碩士論文做準備。1937年6月，她以《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獲得倫敦大學研究所文學碩士學位。

　　這篇論文實乃一部專著，文中所列古代銅器上的600種徽識，是從2082件青銅器中整理出來的。曾昭燏在學術界的地位由此奠定。然後，她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為期10個月的考古實習。

　　曾昭燏到達柏林當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她頓覺沉悶憤激。當“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的消息傳來，曾昭燏在日記中寫道：“以萬分振奮的心情，注視這戰事的發展，而且慎重地考慮自己能在這抗戰中做些什麼事……開始痛恨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考古，想當初如果隨兄長曾昭掄學化學多好。”她認為，抗戰爆發，祖國最需要的是槍炮彈藥，學化學可以像蔡元培等革命黨人一樣製造炸彈。

　　但曾昭燏認識到自己對於國家、民族和抗戰的幫助，莫過於做好目前的工作。想到這兒，她強按悲痛把自己埋于學問中。

　　1937年12月8日晨，曾昭燏一齣門就看見德國報紙以大字登載南京失守的消息，立感“觸目驚心，心痛欲裂”。她不打算去史前古史博物院實習了，但是因為前一天説過自己必往，覺得“不能失信”，於是，“在車站徘徊良久後，仍決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昭燏得知南京失守是誤傳，心中“為之稍定”。12月18日，曾昭燏看到了南京確實已經失陷的消息，失聲痛哭。隨後的日子，曾昭燏在學習的同時，仍關注國內抗戰情形。

　　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實習課程。想到國事不堪，前途暗淡，悲從中來。2月19日，曾昭燏出任倫敦大學葉慈教授的助教，主要從事教書及編目工作，陸續完成了《論周至漢之首飾制度》和《博物館》兩部專著初稿。然而幾個月後，她放棄了留在英國工作和戴上博士帽的雙重機會，決心回歸祖國。

　　6月10日，曾昭燏看到“廣東遭敵機慘炸，平民死者已達五六千，慘不可言”的消息，堅定了儘快回到祖國奔赴國難的決心，寫信向家人講述了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大哥曾昭承的信，信中説中國戰火遍地，抗戰前途甚憂，千萬不要歸國。曾昭燏一時心緒煩亂。經過幾天的思考，她仍堅持返回家園。

　　9月19日，曾昭燏嚮導師和倫敦大學校長告辭，啟程回國。夏鼐和另外兩位朋友送她到維多利亞車站。在當天的日記中，她寫道：“別矣，倫敦！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