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至2009年2月，四川省原眉山市委常委、副市長余治平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338.5萬元、價值3.7萬元的手機一部、住房花園綠化費1.1萬元。余治平在悔過書中這樣寫道：我曾經告訴自己，“水至清則無魚”。如果我獨樹一幟，拒絕別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賄款，不僅得罪人，還會被視為異類，認為我是神經不正常、腦袋有毛病。這對工作無益，更談不上樹業績奔前程了。（1月31日《檢察日報》）

　　人大多有這麼一個本能：習慣於為自己所犯的罪過竭力的尋找各種“理由”──找不出合理的理由，就找“合情”的理由；找不出合情合理的理由，就另找“不得不”犯錯的理由。

　　官員不能收受賄賂，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余治平為自己貪腐行為找出的“不收錢成異類”的理由也實屬無奈──作為官員，收受賄賂既不合理，也不合情，也就只好給自己找個“不得不”的理由了──“不收錢成異類”，貌似他是怕成了“異類”，才“不得不”收錢的。

　　這“不收錢成異類”固然可笑，可是這也不只是個笑話；透過這“不收錢成異類”，我們還可以窺見什麼呢？

　　從“不收錢成異類”可知，在對權力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對某些官員來説，斂財是一件不太難辦到的事情──以余治平為例，他並沒有“卡”和“要”，也不似有些貪官那樣瘋狂斂財，僅憑收受賄賂就“進賬”338.5萬元。

　　對收入中上等的白領而言，三百多萬可能意味著畢生的心血所得；對非壟斷行業的工薪族而言，三百多萬可能終身就是個可望不可即的天文數字；而這三百多萬，余治平就以幾年的“職務之便”就獲得了──這公平麼？這讓起早貪黑辛苦勞作的人們怎麼“淡定”？

　　此外，官員收受的每一筆賄賂就為圈錢交易埋下了伏筆。給官員送錢的人不是傻子，他們給官員送錢，是希望能從官員那裏得到更大的回報。官員都不同程度的掌握各種資源的分配權，只要收受賄賂的官員把權力向行賄人傾斜，權錢交易就完成了；而每一筆圈錢交易的完成，就意味著公眾利益的被侵佔──因為通過權錢交易，本該為公眾利益服務的權力就只服務於個別人了；所以，為權錢買單的，還是公眾。

　　所以，權力需要監管，掌握權力的官員需要監管。或者，余治平的“不收錢成異類”有點誇張，可是，為何不可以把他的話當做一種另類的提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