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持續2年多的“拆遷”與“保護”的拉鋸戰，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終究沒能逃脫碎為瓦礫的命運。在媒體聚焦和輿論關注之下，東城區文化委向北京市文物局遞交的事故調查原因稱，開發單位考慮到故居房屋騰退後，因陳舊、幾經翻建、無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現險情，因此進行了“維修性拆除”。

　　所謂“維修性拆除”，顯然是東窗事發後的託詞。梁林故居所在的北總布衚同24號院，雖未被核定為文物保護單位，但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已被列為新登錄項目，屬於文物建築。房地産公司在未經報批的情況下擅自拆除舊居部分建築，屬違規行為。相關部門有疏于監管與保護之責。

　　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曾在此寓居七年，因此保存故居無疑具有一定的歷史和人文價值。輿論責問：為什麼偌大一個北京城，竟然容不下一座梁林故居？問題在於，這樣的文物價值，並非開發商追求的商業價值。恰恰相反，這裡的開發商需要通過毀滅文物價值來實現其商業價值。

　　眾矢之的指向有關部門。潛臺詞是：不僅應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來杜絕開發商的破壞，還需要動用公共力量，來進行相關文物資源的保護。文物保護意識的覺醒，當然是好事。但是文物保護不是免費午餐。誰來承擔文物保護巨大的成本？這個成本，不僅意味著公共資源的投入，而且意味著要損失一筆巨大的商業利益。沒有人關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所在院落的産權屬誰？事實上，有居民長期居住在這裡。他們還等著改善住房條件、獲取市場價值呢。不得不説，這或許正是包括梁林故居在內的諸多文物保護的利益困境所在。

　　保護文物，有關部門當然責無旁貸，輿論也對它們寄予厚望，並賦予權力；但是它們能否行使好這些權力，不辜負這樣的厚望，卻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對它們來説，手上需要保護的文物太多了，故宮博物院那些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都屢遭不測，何況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這樣的非國有文物建築。

　　完全指望有關部門動用公用資源，來為文物保護買單是不現實的，而且也不能令人放心。梁思成故居的保護之道，也許不是將其納入國有和公共的圍墻之內，而是在這圍墻之外尋找更多的社會資源。這需要在文物保護體制方面進行大膽創新，或搭建起市場機制，或鼓勵成立文物保護基金，以引入社會和民間更多的活水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