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龍年春節，廣西龍江沿岸的人們恐怕是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的。由於廣西金河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排污造成的鎘污染，致使龍江水體鎘濃度超標，引發了沿岸居民的恐慌，許多地方的瓶裝飲用水被搶購一空。

　　類似龍江鎘污染這樣的重大公共事件，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外部性問題的典型示範。所謂“外部性”問題，就是指鎘污染所造成的負面經濟社會效益和全部治理成本並沒有包括在生産者的“成本—收益”範圍之內；生産者造成的負面經濟效益，遠遠大於其從生産中所得收益。

　　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問題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中國獨有。那麼，為什麼許多地方政府明知一時的經濟增長將危及子孫後代的福利，卻仍鍥而不捨地追求這樣的增長呢？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於GDP的統計數字中，只計算生産者在生産過程和市場交易中所産生的數字，而並不計算生産者的生産活動所造成的“公害”損失數字。不僅不計算，因為治理“公害”而産生的投入，還將進一步提高GDP的數字。如此之下的GDP數字，不僅不能反映經濟增長質量和居民生活質量，相反，倒是可以用來標示居民生活的“痛苦指數”。具體到龍年春節期間的龍江沿岸，其瓶裝水銷售的火爆，毫無疑問將提升這一地區的零售商品額，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抬升當地的GDP數字。

　　經濟增長是有代價的。在先發國家那裏，許多代價是在懵懂狀態下付出的，因此是不可避免、不得不付的代價。但是，後發國家在重復先發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卻完全可以預見、比較、衡量一時增長與長遠福利孰輕孰重，也完全可以利用先發國家的經驗和現成的技術避免大規模“公害”的産生。類似龍江鎘污染這樣的事件，在當今技術條件下，是完全可以避免，也應當予以避免的“公害”事件。

　　解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問題，政府的作為是關鍵。政府的作為，首先體現在公共政策的導向上面。一個地方的公共政策，是以增長為重不顧一切，還是以增長和質量並重，此將導致不同的增長結果。其次，政府作為納稅人的“守夜人”，其責就在監督生産者的生産活動所産生的外部性問題，通過政策與監管行為，來保證生産和交易的總計正面效益。

　　生産的外部性問題，事關社會公正和正義。外部性問題解決不好，就會産生生産者自己受益，而其他社會成員卻因此遭殃的惡果。在龍江鎘污染事件中，廣西金河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將其全部收益全部投入到治理污染中，恐怕也挽回不了“公害”所造成的全部損失。

　　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足以警示各方在謀求經濟增長時，腦子裏不應該只想著GDP，而要通盤考慮整體的經濟社會效益，顧及並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保障普通公眾的長遠福利，為子孫後代留下幾條乾淨的、可用作飲用水水源的河流。而這樣的經濟增長才是符合公眾當前和長遠利益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