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鐙令

　　去年秋末，我去拜訪徐開壘先生，他送我新書《在〈文匯報〉寫稿70年》。晚上，我拿著新書高高興興回家。第二天傍晚回到家裏，老伴説徐開壘先生有電話找你。我立即回電。老徐説：“昨天送你的書忘記簽名了，你有空過來，我幫你補簽。”我連聲謝謝，深為他對人的真誠感動。

　　我本該第二天就去請他簽名，然而由於懶，由於怕擠公交，拖了幾個星期才打電話給他。可是，沒人接聽。第二天再打，還是沒人接聽。我想會不會是他兒子把他接到美國去了，他和我説過兒子要他去美國玩玩；或是香港文匯報的老報人曾敏之把他接到香港去了，因為我在他家裏看到了曾老給他的信，非常熱情地邀請他去玩玩。所以，我就把簽名的事放一放，想等到龍年春節給他拜年時，再請他簽。然而，我萬萬沒有想到，小年夜，翻開《新民晚報》，一眼看到：作家徐開壘病逝。

　　怎麼可能呢？3個月前我到香花橋拜訪他，他還從三樓下來，為我開門哩！那天，在他的臥室兼書房裏，我們暢談了一個多鐘頭哩！他是那樣的健康，那樣的健談，我還不時拿出小本子，記下他的妙語哩！那天，我告訴他：我一直想把他在粉碎“四人幫”後，立即讓巴金和他同時代的人，一一在《筆會》亮相，這件了不起的事情寫出來，通過《夜光杯》告訴上海人民。於是，我便寫了《75年前的〈新少年〉》。我從包裏拿出複印的《夜光杯》給他看。他笑著説：我訂晚報，早看到了，謝謝你！

　　那天的談話，我不會忘記的。他是那樣的健康，那樣的慈祥。我對他説，現在醫學進步了，八九十歲的老人，如果沒有大病，往100歲前進是沒有問題的。他笑了，笑得很開心。我萬萬沒有想到，3個月後，他住進瑞金醫院，就再也回不了香花橋了。我的眼淚出來了，我還沒有讓他簽名哩！他在《孟小妹》上給我簽過名，他在《雕塑家傳奇》上給我簽過名，他在《鮮花與美酒》上給我簽過名，他在《巴金和他同時代的人》上給我簽過名，他在《巴金傳》上給我簽過名……要是在他90高齡時，又在《在〈文匯報〉寫稿70年》上給我簽上名，該多好啊！

　　還記得8年前，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趙麗宏先生推薦我參加作家協會。在他的辦公室填好表格後，他簽上大名並對我説：“需要兩位作家推薦，作協還有哪位作家比較熟悉你？”“徐開壘！”我脫口而出。趙麗宏笑了。我拿著表格來到開壘先生家裏，他一邊簽字，一邊鼓勵我説：“你的《高與綠》剛剛獲得散文大賽二等獎，希望你加入作協後寫出更好的作品。”我像小學生似的點頭表決心説：“會的，我會向徐老學習，更努力地寫作。”

　　他退休以後完成了50萬字的《巴金傳》和50萬字的《新世紀散文》。我望塵莫及。每次拜訪，都能從他那裏學得知識，獲得動力。他在主編《筆會》的時候，培養了不少文學青年，特別是讓工人作者和學生作者通過《筆會》走上文壇。龍年春節前一個星期拜訪市二中學校友、老作家居欣如時，一談起開壘先生，她立即讚揚，非常欽佩。沒想到一轉眼，他竟然離開了。我一直認為，他九十高齡，很幸福，很健康，往100前行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又有長者告訴我：九十畢竟是人生一個重要的坎兒，不能盲目樂觀的。唉，我由於幼稚而盲目樂觀，未能及時請開壘先生簽名而留下遺憾。不過，《在〈文匯報〉寫稿70年》的大書一直放在我的床櫃上，開壘先生永遠活在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