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蘋果公司發佈了針對主要供應商的審計報告，稱發現一些供應商存在大量違規行為，如雇用童工以及在薪酬、福利和環境問題上的違規行為等。蘋果公司稱去年進行了229次審計活動，比2010年多出80%。蘋果在報告中指出，公司發現某些部件提供商曾有過13例使用童工的事件，當前仍在使用童工的還有6例，“我們對使用童工的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政策，”(1月16日《京華時報》)

　　眾所週知，蘋果大部分産品在中國深圳生産，富士康是蘋果iPhone及iPad産品代工廠之一。據美國科技博客BusinessInsider報道，上周，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旗下“ThisAmericanLife”節目組曝出蘋果代工廠富士康存在非法使用童工，長期加班等問題。事實上，童工現象的存在，並非少數。遼寧省教育廳日前下發通知，禁止參與組織或介紹未成年學生非法外出打工，內蒙人社廳近日也強調，將嚴厲打擊非法使用童工的違法犯罪行為，這些都從側面反映出，童工在當前是一個必須直面的難題。

　　國務院早于1991年4月就頒行了《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經2002年修訂以後，“規定”已基本解決了規制、查處及懲治童工的法律障礙。然而，法律法規不缺位，童工問題卻仍未得到遏制，令人深思。從雇工方來説，也許這就是證明“資本天性”的最好引證。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培育過程中的轉型期，物欲的刺激，坍塌的道德規制，低廉的違法成本，無一不在誘使著這些新時代的“資本家”們。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違法風險也不斷加大，雇用童工從地上轉向地下，查處的難度也隨之提升。尤其是一些外資企業，其內部生産狀況和用工情況成為法律監管的盲點。

　　從務工方來説，我們還須正視一個事實。絕大多數未成年人成為童工並非源於僱主的威逼或脅迫——這種外在的逼迫恰恰主要來自童工們的家庭，更準確地説，是來自於極度貧困的生活。童工問題與貧窮相依相存，這是童工問題的根源。同時，童工問題還應歸咎於一些職能機構的執法不作為。查處“童工”是職能機構的一項“依職權行政行為”，這一行為應該是主動的、積極的、有所作為的。但從公共媒體曝光的事例來看，查處“童工”事實上有異化為“依申請(或依曝光)行政行為”的跡象而定——似乎未經媒體曝光，我們的職能部門就找不到那些違規雇用童工的不法廠商了。

　　近年來，執法領域不斷面臨這樣的窘境。當美國相關機構公佈了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我們一些地方的執法部門迫於國際壓力，才恍然大悟般投入查處；當美國企業自行公佈了供應商的違法違規行為(如雇用童工)，我們的執法部門竟然毫不知情，甚至心安理得地看著別人的“零容忍”表演。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內地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法律與制度面前應當一視同仁，個別地方不能以片面追求GDP而對外資企業網開一面。如果是那樣的話，從長遠的角度看問題，害的不僅僅是企業和消費者，受傷害最大的要數我們的“童工”——那些祖國的花朵，要知道，他們代表著國家的未來，是國家的希望所在。從眼前來看，他們為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孰不知，一代又一代童工為新生“資本家”和國家GDP獻出童年和青春，未來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創造就可能被推遲，國家的前途和未來與眼前利益相比較孰輕孰重，每一個人，尤其是執法者和相關人員還要認真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