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也是個龍年春節，咱家剛買了電視機，當時全村就咱家一台，鄰居都來看，人太多，乾脆搬到院子裏。天冷，可大傢伙兒都挺高興地看晚會節目。你坐在我腿上，開始很興奮，晚會開始沒多久就睡著了，等到孫悟空、豬八戒他們出來給大家拜年，我把你喊醒看。”農曆龍年悄然來臨之際，我80歲的奶奶這樣向我講述24年前的往事。是的，那個當時村裏的高科技産品——12英寸黑白電視機給她留下的記憶可謂深刻。

　　對我姐姐來説，起源於日本上世紀70年代的卡拉OK也曾是名副其實的科技時尚，1994年那個春節裏，遠在廣東東莞打工的她與同在異鄉為客的同事第一次走進卡拉OK歌房，體驗拿起麥克風的感覺，忍受著思念親人的折磨，一遍又一遍唱起李春波的《一封家書》，唱得百轉千腸、淚如雨下：“明年春節我一定回來，好了先寫到這吧，此致敬禮，此致那個敬禮。”她同事中那個喝得大醉、唱得最悲切的小夥子後來成了她丈夫。“其實他五音不全，但從他撕心裂肺的唱腔裏，我聽到他對家的思念、對家的責任。”姐姐曾這樣告訴我。

　　2000年又是一個龍年。那年中秋，我們家添了件新科技産品——電話，是奶奶做的主，她一狠心用賣麥子和賣豬的錢付了昂貴的安裝費和佔號費，只為能常聽見她在外地打工的小兒子、孫女和在外地讀書的我的聲音。“你那裏又降溫了，明天穿上你那個厚棉襖，別凍著。”電話那頭奶奶蒼老的聲音充滿關切，我知道她準是剛看完天氣預報知道冷空氣即將吹到我讀書的城市。叮囑完之後，她照例又是問我近來的健康、飲食、學習等等。我聽到電話那頭，媽媽在一旁不時提醒：“娘，電話費！電話費！”

　　2001年初，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半年內掙錢買一台筆記本電腦。為此，我規定自己一個月要做幾次家教、代幾次課、做多少翻譯。經過奮力拼搏，那臺當時配置很高的筆記本電腦如期放在我寢室的書桌上，那些寄同學電腦“籬下”的文檔資料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家，我迫不及待地把它裝配好，24小時挂在網上。可沒想到，第三天就趕上了一次全國電腦病毒爆發，筆記本癱瘓了。看到電視裏播報本次電腦病毒爆發影響到的用戶數的新聞，我卻有幾分説不出的高興和自豪。“我的筆記本也中毒了。”這仿佛是我一步跨入網絡時代的宣言。2002年農曆新年前一天，我背著筆記本電腦一路風塵地趕到家，奶奶這位不識字的農村老太太對那個“黑匣子”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不時問這問那。待我告訴她“黑匣子”連上電話線，就可以看到遠在深圳的小兒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孫子時，她就吩咐我爸爸趕緊把電話線接到電腦上。十幾分鐘後，小叔抱著孩子的影像出現在我QQ視頻上，奶奶很興奮地連續喊著我小叔的乳名，手摩挲著屏幕，眼裏滿是淚光：“明年過年你和夏芬要帶著孫子回來！”奶奶的命令更像是一種祈求。

　　眼下又是一個龍年，我回到相別多年的奶奶身邊，皺紋更深更密的她好像沒有了談未來的心情和勇氣，接晚輩拜年的電話或者接受晚輩視頻拜年時，她會依舊囑託過年要少喝酒、出去玩注意安全，只是不再提要大家明年春節一定回家的事。是的，這個大移民時代，闔家團圓有時真的是遙不可及的夢。奶奶更願意生活在“兒女繞膝前”的記憶裏，而那一個個科技符號成了她春節溫馨舊影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