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至今的48天裏,南京福利院的孤兒先後接待或參與了165批次、數千人次參加的社會捐贈或互動。福利院負責人稱,到年底,各類關心孤兒的社會人員扎堆涌向兒童福利院,過多地造訪令部分孤兒不適,孩子們此前還疑因此大面積感染了水痘。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倍感尷尬的現象:有那麼多人向孩子們表達愛心,可結果卻是,孩子們並沒有如想象的那樣,面對洶湧而來的愛心表現出激動和感激,而是表現出反感甚至拒絕,因為頻繁的接待和造訪,早已讓最需要被關愛的對象成為不堪重負的“愛心道具”,甚至嚴重到影響孩子身心健康的地步。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尷尬,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不少人並沒有把握好愛心的界限。畢竟,表達愛心不僅僅需要如火的熱情,更需要謹慎克制的理智,甚至很多時候,奉獻愛心的熱情要讓位於謹慎克制的理智,因為愛心一旦越界,對於受助者來説,就不能讓人如沐春風,而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甚至有可能會壓垮受助者。

　　難道不是這樣嗎？除了像孤兒院的孩子被愛心壓垮身體的極端例子之外,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由於愛心越過必要的界限,從而造成對被奉獻愛心者 “關愛式傷害”的例子還少嗎？比如,有些人在進行愛心捐助特別是進行“一對一”愛心捐助時,總是喜歡把自己的意志或喜好強加給被捐助者,提出被捐助者必須配合媒體“表演”、不能從事某些行為之類苛刻的要求。這種情況下,愛心早已突破理智的界限,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施捨,深深地刺痛了被捐助者脆弱的自尊。

　　事實上,任何形式的愛心表達,都需要建立在對被表達對象平等人格和獨立精神的尊重之上,才能成為一種理性有界的真誠表達行為,以高高在上姿態表現出來的不是愛心而是施捨。如果深究下去,之所以很多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習慣於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表達愛心,除了和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一種平等的精神外,也與我們的制度設計存在一定缺陷有關。

　　因為,那些具有強烈道德優勢的愛心表達無法被制度過濾,而過濾的關鍵在於完善我們社會中的愛心仲介機構,比如慈善組織、民間團體,讓更多的人的愛心通過這些仲介機構的過濾和整合,變成平等理性的愛心奉獻。這正如南京福利院一位負責人表示,“希望大家盡可能理性,不僅是孤兒,南京各街道和社區都有一批貧困人員,愛心交到那裏,相信能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不會浪費和重復。”

　　但是,最尷尬的地方在於,在我們的社會中,這些仲介機構,由於在透明性和規範性方面,離成為真正的道德過濾組織還有很大差距,還難以擔當起如此重任,郭美美三天毀掉紅十字會百年的基業就是最好的例證。這就使得很多人視愛心仲介機構為無物,而只是相信自己親歷親為的“愛心奉獻行為”。可正如我們熟知的,這種愛心奉獻模式,不僅存在著隨時越界的可能性,而且于奉獻者和被奉獻者而言往往都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沉重負擔。志靈(北京 職員)

　　(來源:Xin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