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某網站發起了“當代十大漢奸”網絡評選活動。對這一做法我並不贊同。因為它牽涉到“漢奸”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漢奸”的定義至少有一點應明確，即“出賣國家利益”，再明確一點，便是“通敵”或“叛國”，前者稍寬泛些，後者基本上是在國與國之間有明確敵對關係時才能成立。

　　因此，歷史上將秦檜、汪精衛等稱為漢奸是正確的。對當今中國來説，國與國之間明確的敵對關係並不存在，有敵對意識存在，這很正常。如果要細分，敵對意識也有不同形態，一種是意識形態上的，另一種是國家利益上的，未必全是你死我活，也有可能共存。在只有敵對意識或殘酷競爭而沒有明確敵對關係時，使用“漢奸”一詞，我認為應該謹慎。

　　國與國在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其他國家也有，例如美國獨立戰爭時也有“內奸”、“叛國”一説，似乎可稱為“美姦”；納粹時期，猶太人有“猶姦”，法國也有“法姦”等，與汪精衛之類的“漢奸”大同小異。

　　非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加突出。用印度做比較，為何印度很少有“印姦”的説法？因為印度太弱，在成為殖民地後，社會上層領導權力幾乎全部被西方人掌握，印度人只有順從或反抗兩種選擇。中國則即便在歷史上被外族打敗，文化依然強大，外族很難在上層領域徹底掌控中國，不得不借助部分漢族人來統治。

　　鴉片戰爭後，中國在軍事上被西方打敗，但西方很難像控制印度那樣徹底掌握中國的高層權力，由此出現“買辦”階層，他們是西方間接控制中國的特殊階層，也是最容易誕生漢奸的沃土。在一定歷史階段，西方認為中國落後野蠻，買辦階層中不少人既接受這種觀念，又借助西方武力在中國為西方服務，這是廣大中國人將他們當作“漢奸”加以痛恨的本質原因。

　　當今，雖然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將中國視為劣等民族的西方傲慢仍在延續，但畢竟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我認為，確認“漢奸”的前提之一應該是明確的戰爭狀態。此外，在國際關係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確認“漢奸”需要有明確的賣國證據，否則就應該慎重，不能僅憑觀點和感情就給人隨意貼上“漢奸”標簽。

　　網絡評選“漢奸”可以看成是去年左右派交鋒的一個行動。我一直儘量避免左右派的提法。左右派都有可能出漢奸，也都有可能出堅定的愛國者。因此，2011年間，左右派的交鋒熱熱鬧鬧，超越左右、達成共識的活動也不少。我認為，這一機械劃分並不有助於認清現實。貼切的説法是，應該讓認清中國的國家利益、認清本國利益與世界一體化關係的觀點佔上風。就理論概念來説，注重國家利益的其實屬於右派，提倡世界主義、普世價值的，其實才是左派。由此可以看到，時下風行的左右交鋒、誰勝誰敗的結論、未來中國向左向右的猜測，常常只能讓人更加糊塗。（劉仰 / 作者是北京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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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Xin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