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株洲市火車站，湖南師大大三學生秦媛在候車廳裏織圍巾。她回揚州要18個小時以上，如果抓緊時間的話，回家路上就能給母親織好一條圍巾。

　　本報記者

　　陳傑 攝

　　春運時，成千上萬的異鄉人擠上列車，當他們經過株洲站之前，火車通常會在龍泉路附近停留一會兒，從這裡，他們可以在兩扇窗戶之間閱盡這座女裝之都的繁華與疏落：一邊是貼著巨大招牌的“華麗”市場，另一側，則是支撐這條華麗産業鏈的最底層，望不見盡頭的服飾加工廠。

　　在大冶人心中，株洲是一個可以淘到金的寶地，湖北大冶市駐湖南株洲蘆淞南大門市場黨支部委員會副書記徐發傑説，在株洲，僅大冶一地便有3萬農民工。“他們分散在蘆淞區與荷塘區的各大服飾工廠與作坊之中，龍泉路沿線是這些來株務工者最為集中的地方”。徐發傑表示，一年到頭就只為了回家時能多帶些好消息回去。

　　5年後賺到第一桶金

　　徐發傑是1995年到株洲的，他稱他已經是大冶來株務工的第二代。那一年冬天，27歲的徐發傑剛剛結婚，回鄉參加其婚禮的姑父剛剛從株洲帶回近4萬元收入。這些錢對於徐發傑來説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婚後第三天，徐發傑做了一個他這輩子最為大膽的決定，帶上新婚妻子，到株洲淘金。

　　初來乍到，徐發傑並沒有見到遍地黃金，在姑父的幫助下，才在株洲南大門勉強租下一間房子做服裝生意。為了生存，徐發傑借了錢，“處處不敢用錢，一有錢到賬就想著先還錢”。

　　最初的5年，徐發傑過著列車員般的生活。他請不起小工，只得一個人不斷地往返于株洲與義烏之間（徐發傑是從義烏進貨）。

　　2000年開春，徐發傑決定追加成本，準備借債租下針織市場的一個門面，打算從低端的衣物改做中檔針織品生意。他説，如果這一局輸了，便不可能有機會接受我們的採訪。2000年末時，徐發傑如願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他們現在回家比我們方便”

　　徐發傑説，不管平日再怎麼忙，春節是一定要回去的。“除了2005 年在株洲買了房子那一年按照傳統沒有回家外，在株洲的這12年，都回了家”。

　　“最困難的一年，我記得是臘月二十八”，徐發傑絕望地望著義烏火車站前的人山人海， “一定得回去，”他説，“過年那會，所有的人都想盡辦法往火車上鑽。”

　　“列車員同志，我兒子還在上面，求求你讓我上去。”憑藉演技，徐發傑終於上了那趟只能站得下一隻腳的列車，這麼一站就是30個小時。下車後，徐發傑幾乎沒有休息，便徑直走向株洲火車站的售票窗口，他還要排大約3個小時的隊，才能搞定一家三口回湖北的火車票。

　　對於徐發傑來説，春運就是一場苦痛的經歷。這種苦痛一直持續到2008年，那年他買了車，春運從此成為了一家人相對愜意的自駕之旅。

　　徐發傑告訴我們，如今還在工作一線打拼的二三十歲年輕大冶人已經是來株洲淘金的第三代人了。“他們現在回家比我們方便，結谷門市場一天至少有兩趟直達大冶的臥鋪車，一些有車的老鄉若是回家，不會介意多帶上一兩個順道的小兄弟。

　　1月10日，這條幾乎由湖北人組成的服裝加工一條街，90%都已關門，留在門面裏的一個老闆告訴我們，他讓兒子一輩提前回家了，自己留在株洲，等結了賬也準備去買回家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