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建立質量失信黑名單並向社會公開。這無疑是提高政府和生産企業公信力的一種方式，但筆者認為，要保證黑名單有足夠威懾力，真正發揮對不良企業的懲治作用，就必須針對中國整個社會的“質量幼稚病”多做工作。

　　儘管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但中國的企業管理者、市場監管部門和消費者對質量的認識仍停留在相對較低的水平，有些認識與發達的製造業大國相比是相當幼稚的。

　　企業的幼稚病在於迷信物質與技術，而忽視對人的尊重。從很多品牌的食品安全問題來看，它們都通過了所有的相關國際、國內質量認證，買了各種世界最先進的檢測儀器，設立了最嚴格的質量流程。但質量並不是通過這些技術儀器和文件來實現的，而是在於參與産品生産的每一個人。忽視人的因素，恰恰是中國企業的幼稚所在。例如，從三鹿事件來看，表面上是供應商或工人有問題，但埋下導火索的正是乳製品企業幼稚的質量認識。因此，硬體再好也是徒勞，只不過是為低劣産品提供了更高的生産效率而已。

　　監管部門的幼稚一方面在於迷信企業的技術能力和書面報告，認為一家企業只要各項技術、設備和流程完備，就是信得過的好企業，給予放行甚至免檢。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往往認為靠行政指令就能所向披靡，但市場關係十分複雜，例如整個乳業産業鏈條上就存在各個部門的監督管理，這種各自為政的現實實際上讓行政指令作用十分有限，避免不了“按下葫蘆浮起瓢”。

　　消費者的幼稚則在於特別相信所謂的“權威”、“認證”，只要看到産品打上“某某部門監製、認證、評估”，就非常信任，結果被一些類似“全國牙防組”的組織鑽了空子。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自身的權利很不自信，表現得“很健忘、很寬容”，繼續購買出事企業的産品，結果讓不良企業繼續活在市場裏。

　　因此，“中國製造”質量管理上的幼稚病，可以説是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政府監管部門乃至消費者群體對質量的低層次思考的集合。如何消除這種幼稚病，需要把質量問題提升至國家戰略，而不是把它視為一個政府部門自身的內部業務。

　　歷史上，日本和美國都把質量上升為國家戰略，尤其是日本很早就確立對日本戰後經濟復蘇起決定作用的是質量問題，邀請美國專家戴明、朱蘭等人赴日講學，並於1952年建立世界第一個國家級質量獎———“戴明獎”。因此，不妨成立專門的質量委員會，讓商品生産涉及的各個部門參與進來，針對整個社會對質量認識的幼稚病，既抓宣傳，又落實具體舉措，不僅公開“黑名單”，也設置獎項激勵優質企業。另外，一定要加強法制建設。光靠黑名單，雖然示範作用很大，但時間一久，“黑名單”很可能會變成一些企業演出的活生生的“曆險記”。沒有法律進行威懾和懲治，一些企業未必會害怕登上黑名單。

　　中國正在由“數量經濟”向“質量經濟”跨越，迫切需要正確的觀念、適宜的方法和工具，還有有效的監管行動。中國人的DNA裏天生並不缺乏日本人、德國人的那種質量基因，只要早日消除質量認識上的幼稚病，就能走出當前的“質量迷失期”。

　　楊鋼(北京大學質量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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