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説要帶我去廣州動物園！”1月7日，在由重慶開往廣州的K201次列車上，4歲的劉語涵歪著腦袋向周圍的人“炫耀”：她將跟隨外公一起前往廣州看望媽媽。據了解，在這趟始發1776人的列車上，近一半的人都是“反春運”到廣州與家人團聚過年。（見1月11日《重慶商報》）

　　中國人素來重傳統，故土情節和鄉土情懷濃烈。在國人思維中，“家”的概念，是生於斯長于斯的故鄉，是父母生我養我之地。不管走多遠，都會有一種割捨，一種懷念，甚至，待老之將至，會有“葉落歸根”之念，那種歸家的衝動，更加熾熱。

　　其實，當離家多年的人衣錦還鄉時，往往物是人非，因而故土情結總連帶著淡淡的憂傷。受小農經濟影響也好，戶籍樊籬使然也罷，在大多數人心中，還沒有“便將他鄉當故鄉”的胸襟和習慣。這使得我們在城鎮化建設進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壁壘。帶著生疏感，外來人久久難以融入城市，城裏人有對外來人有著某種天然排斥。儘管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很多人卻形同陌路。

　　一個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過渡的時代，故土情結將被一點點顛覆。而這其間，“反春運”則像是一種倒逼下的思維轉換，它預示著故土觀念的轉變。

　　反春運，團聚的地點發生了變化，過節的內容卻未必受到影響。當我們習慣於從他鄉向故鄉回流，反春運迫使我們去認真面對當下所居之地，儘管個中透著些許無奈，但誰又能説先前的習慣就天經地義不可改變呢？若能有份隨遇而安的心態，居住在哪個城市便不再成為困擾。

　　有一種活法叫“在路上”，選擇了這種灑脫，即從一地遷徙到另一地生活，每到一地，便迅速融入、溝通與交流，儘管也是陌生人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有共同的情感認同，不為一地一域限制自己。

　　信息自由融通的時代裏，一些人所嚮往的，只有前方，而非故鄉，這便是在“在路上”的生活。如今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城鄉一體化，必然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態度。而“反春運”則折射著我們生活方式的悄然變化。（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