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務工人員譚勇在貴州打工近兩年，原本指望讓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結果為了工錢，被逼得爬上40米高的塔吊，足足待了68天，到現在問題也沒得到徹底解決。（1月12日《青年時報》）

　　時至農曆的年末歲尾，每一年的話題總是出奇的相似，而農民工討薪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媒體的視線。就像務工人員譚勇所感慨的那樣：國家那麼重視農民工欠薪問題，但農民工討薪之路為什麼還是那麼艱辛而又漫長？

　　社會公眾和法學專家期盼的欠薪入刑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得以實現，但這把指向欠薪老闆的利器，很少派上用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很多地方從保護本地經濟的增長出發，對於領導掛牌的重點企業予以不合理的司法保護。對於涉及到該類企業的所有案件，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層層把關”。企業因為欠薪而受到刑事處罰，地方領導不會袖手旁觀。

　　二是惡意欠薪罪門檻較高。刑法修正案（八）為惡意欠薪罪設置了三個前置條件。第一，要求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用轉移財産、逃匿等非法手段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第二，要求欠薪數額較大。第三，必須要經過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而用人主體拒不支付。但在司法實踐中，雖然欠薪數額沒有達到較大的程度，但是情節惡劣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情況卻很常見，這並沒有納入惡意欠薪罪的定罪標準中。另外，在勞動者求助於有關政府部門而遭遇行政不作為時，惡意欠薪罪的利劍就不可能發揮其作用。

　　自去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惡意欠薪罪的司法案例，仍然是媒體經常追逐報道的新聞。但在更大更廣的現實層面上，惡意欠薪罪卻屢屢成為“花瓶”，影響的不僅僅是這個法律條文的實施，更為嚴重的是，關係到社會公眾特別是農民工對於法治的信仰。務工人員譚勇寧願在40米高的塔吊上生活68天，也不願意通過行政或者司法途徑解決問題，恐怕也是源於對法治的信仰危機。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