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溫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獲得了中央級“大獎”，儘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對此制度推崇有加，然而在全國大部分城市，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仍是一紙空文。

　　溫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獲得了“中央編譯局地方政府創新獎”，也就是説溫嶺市的工資集體協商在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地方的善政和善治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人們談及工資集體協商，往往以為只是職工受益，但溫嶺市顯然不這樣認為，因為他們在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嘗到了甜頭，而這甜頭顯然並非職工所獨有，簡言之，是職工得其惠，企業得其利，政府得其助。

　　企業得其利，那是因為工資集體協商讓職工在七年中提高了15%的平均工資，而企業則解決了“用工荒”問題。溫嶺的企業説：“2008年外來務工人員有所減少，但是2009年和2010年增長非常快，基本上不存在用工荒，”

　　政府得其助，那是因為政府以發展經濟為己任，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能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從而使企業勞動關係和諧。企業和則社會和，社會和則經濟得以發展，豈不是集體協商助了政府一臂之力？

　　由此來看，一紙工資集體合同三者同時受益。

　　如今一些地方，對工資集體合同既喜又怕，喜的是有利職工工資水平的提高，怕的是影響企業長足發展。其實，謀政不能一葉障目，而應綜觀全局，溫嶺的做法能達到“出一招而得三贏”的效果，説明工資集體協商有百利而無一害。

　　據説一些地方在討論“工資集體合同是否作為強制性法規”時，意見不相統一，最後採取的往往是妥協性辦法，即不作強制性的規定，由職工方和企業方共同協商，只要求一方提出要約，另一方不得拒絕開展協商。筆者以為，這樣的規定顯得柔有餘而剛不足。

　　經驗告訴我們：一項新舉措一旦被證明對社會有利時，就應該當機立斷大力推行，如果模棱兩可，優柔寡斷，則往往坐失開展的機遇。

　　一項造福多方的好制度難以得到廣泛的推行並産生積極的效果，原因還在於這項工作沒有真正形成合力。而這合力的形成，關鍵還要看地方政府的態度。溫嶺市政府全力推進，於是成效明顯，這對其他地方應是一個啟示：要讓工資集體協商成為提高職工工資水平的利器，政府就應成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支持者、宣傳者與執行者。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協商制度在促進企業和諧乃至社會和諧方面不可替代的強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