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佛山兩會南海區代表團的分組中，人大代表方明拋出了“刁民教化論”，她認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好的，就像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而教化的手段就是要“開拓各種渠道對全體市民進行正面的輿論導向”。（1月10日 《廣州日報》）

　　有句話説，“世上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身為教師的方明強調對“市民”的教化，想必遵循的也是類似的邏輯，就是希望像教育學生一樣把每個市民教育成現代社會的文明人。本意不差，公民社會的長成的確離不開市民素質的提升。

　　但是，市民畢竟不是學生，更不是其所比喻的“孩子”，那麼，即便承認市民的公民素養還有欠缺，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把他們當做可以任意命令的乖乖子或“好學生”一樣予以訓誡呢？恐怕不行吧。如果此一立論成立，就意味著政府成了校長和家長，治下的百姓只能處於悉聽尊便的從屬地位。與現代政治倫理下的權力賦予原則——權為民所授相悖逆。

　　方老師認為“政府滿足百姓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溺愛，就會有更多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言下之意是説“政府如果一味滿足百姓訴求，就容易養出刁民”。這種擔憂看似情理沛然，實則是個偽命題。

　　首先，正如哈貝馬斯説“政府是沒有權利的，只有公民才有權利”，政府只是公民讓渡權利下的契約産物，它本身不具有任何人格上的權利。“民為貴，君為輕”，從這個意義上説，公民才是權力的主體所在，或者他們才是主人。那麼，沒有人格權的政府怎麼能評判百姓提出的要求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裁判的準繩不在政府，而在法理，法律的權威高於政府的權力。

　　於此言之，“市民對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假設前提是不成立的，因為只要市民有訴求，他就有權提出來，他自己沒有事先審核自身訴求是否合理的義務和能力，這個時候他和政府之間就是法律正義下的兩個平等對話者，是無理取鬧還是確有冤情，審議的話語權不在政府而在法律。

　　其次，何為刁民，難道與權力意志不合就是刁民?比如，河南青年王帥在網上舉報家鄉徵地黑幕，本是履行法律授予的監督檢舉權，卻遭到老家警方的跨省追捕。對老家相關部門而言，他可能真的是刁民，但我們知道他不是，或者説至少不是貶義上的刁民。如果這算刁民，那那些反對PX項目紛紛在網上或街道上發出“抗議”聲音的市民是不是也是刁民，那些遭遇肺塵病或釣魚執法而憤而開胸驗肺、斷指名節的張海超、孫中界們是不是都是刁民？再或者説，是不是一旦我們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正常渠道難以申訴情況下採取的非正式維權之舉都是“刁民行徑”呢？

　　刁民首先也是公民。“刁民論”的説辭裏透著歧視的意味，其推論的前提就默認了公民有三六九等之分，有好壞良刁之分，戴的不過是權力本位的有色眼鏡，以權力的視角來過濾民眾。根本的價值觀，其實跟“你是為黨説話，還是為人民説話”——讓異質意見沉沒的二元對立思維無異。

　　我覺得，在私權常遭侵蝕，而對應的維權通道又不十分通暢的當下，耽于“刁民教化論”更像是種自欺欺人的臆想，對日漸復蘇的公民權利意識會構成隱性的話語打壓，容易為打著維穩幌子踐踏民權的“權力潔癖者”所利用。方老師還是收回得好。(王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