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駿

　　“現在大學四年，大三就開始找工作，實際讀書才兩年時間。教的內容也與現實脫節，比如讀攝影專業的，老師還在教怎麼衝膠卷、怎麼買相紙，可是現在已經是數碼時代了，真不知道他們在學什麼。”昨天，在市政協總工會、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組分組討論時，黃綺委員一番話引起在場許多人共鳴，一時間七嘴八舌議論起來。

　　大學是不是在浪費時間？作為一個孩子剛入名牌大學讀書的媽媽，黃綺還來不及高興，就開始有些焦慮。

　　同樣感到焦慮的楊愛華委員搶過話筒：“小學里正好相反，每個孩子讀書讀得苦得要命。不光課程排得滿滿的，還要上各種學習班，生怕輸在起跑線上。”

　　來自外企工會的喬皓委員好不容易插上話：“我的孩子還小，我們堅持不給他太大壓力。周邊同學都在報這個班、學那個專長，我不讓孩子報班考證書，但能堅持到什麼時候，我心裏也沒底。”

　　“現在的教育體系，就是讓小孩子死讀書，讓大學生放羊。”夏玲英委員把這種情況歸納為教育“群體焦慮”，“儘管大家都感到壓力很大，並深受其害，卻都被裹挾著不敢有改變。”

　　委員們認為，大學放羊的現象根源還在中小學教育。馬伊裏委員説，“在西方國家的小學中學，孩子們自己選課、修學分，自己掌握學習的節奏，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他們的社會認可這樣一種文化。”但是在國內“我們還沒有形成這樣的認同，而改變觀念可能要付出代價”。

　　委員們認為，這不是教育者一家的問題。試想如果某一所學校不留作業，家長首先就不同意：不能輸在我一個孩子身上。喬皓接茬：這也不是家長的問題啊，在就業、競爭等整個社會形成的壓力面前，家長的心態必定是浮躁的。

　　來自教育者、學生、家長，以及環境的壓力，共同構成了這樣一個怪圈。委員們認為，在這方面，政協應該發揮作用，推動社會價值觀念變化。喬皓説，“希望在轉型過程中，做好我們必須要做好的事，為了自己的晚年、也為了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