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廣東大學生）

　　“高校的舉辦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門應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以章程明確界定與學校的關係，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9日表示，今年要推動所有高校全面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1月10日《新京報》）

　　中國高教難以令人滿意，至於癥結所在，老生常談的看法是“行政化消解大學活力”。如今，藉著“啟動高校章程制定”契機，教育部欲重梳“主管者與校方”的關係。凡此一連串舉動，當然可被解讀為“去行政化”的可喜一步。但另一方面，“章程”文本尚且未定，一切還言之過早。

　　當下，制定大學章程，被寄予了太多期待，一種觀點將之視作“政校分開”的艱難嘗試。關於“政校分開”，早已匯聚了各方共識。之所以遲遲不曾兌現，實是因為，一直未能尋得便於操作的“路線圖”。教育主管部門現在終於理順思路，宣佈“推動高校章程制定或修訂”，繼而“保障校方辦學自主權”……按照“沙盤式推演”，上述設想當然前景可期。至少，主動提出“訂書面協定分權”，就已體現了主管者改革的誠意。

　　就本質而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章程”，大致等同於校方與國家的一紙契約。一個合格的“章程”，當明確以下底線：政府是高校的舉辦者，而高校自身為辦學者；高校所有權歸於國家，教育主管者行使宏觀管理權，但校方微觀治校行為不受干涉。如此，不僅是遵從權利倫理的合理分工，更是效率最大化的必然之舉。常識是，“官員治校求短利、置換政績，教授治校更珍惜羽翼、著眼長遠”。然而，此輪高校“立章”潮，真能孵化真正意義的大學章程嗎？

　　既是契約，唯有充分博弈才可實現公平。但，一場由教育部“推動”的、自上而下的“立章浪潮”，到底是一種指令式的任務，還是校方自我伸張的權利自覺，自始至終含混不清。某種意義上，所謂“高校立章”已帶有行政要求的意味。你能想象，在此過程中，校方能與主管者對等談判？最初推動方是主管者，最終定奪權歸主管者，所謂“高校章程”能否守住基本底線，都變得不可預期。

　　當然，不應輕易否認主管者“主動讓權”的自覺，單方面力推“高校立章”，本就是“自覺性”的展現。但跳出現有的上下隸屬體系，將自己作為和校方一樣的談判者，乃至引入更上層的裁判力量，經此形成的“高校章程”，是否會更具説服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