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情觀察

　　鄧子慶

　　“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帶有一定歧視性的意味,珠海作為經濟特區,具備率先取消這些稱謂的條件,應該改稱他們為“特區新市民”。本次“兩會”期間,市人大代表蔣濟舟建議將“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改稱“特區新市民”(1月9日《珠江晚報》)。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説,“工農商學兵,是以職業來劃分的,在這5個職業當中,哪有一生出來就是工人的?哪有一生出來就是商人的?唯獨農民,一生出來就是農民,以後幹什麼就都是農民了。進城當了工人,還是農民工。”事實證明,農民已經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身份,代表特定的群體階層和社會地位,而且這種身份地位還有被固化的趨勢。

　　事實上,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雖已進城很久,早已脫離農業和土地,也不太可能再回到農村,但仍背著一個“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時時提示你的出身和背景。這無疑是不公平的、落後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説,改變“農民工”、“外來工”稱謂確有必要,有助於剝離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把他們還原為城市普通勞動者、從事不同職業的公民,平等地納入勞動和就業保障。

　　類似珠海市這類沿海城市,是外來務工者聚集城市之一,“農民工”、“外來工”已是該市流動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適時取消“農民工”、“外來工”等帶有一定歧視性的稱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隨著“80後”、“90後”等新生代“農民工”、“外來工”走上舞臺,與時俱進地調整各項政策,幫助他們融入企業、融入城市、防止將“農民工”、“外來工”身份固定化、標簽化,是當前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他們來到珠海,本來就是謀求身份的改變,稱謂的改變是農民工身份轉變的第一步,用“特區新市民”替代“農民工”、“外來工”,也更加體現出一個城市的包容度──如果説“外來工”有排外色彩,“新市民”無疑顯出了一種歡迎的開明姿態。

　　當然,從更深層次意義講,取消“農民工”、“外來工”等稱謂還只是一個較為表面化的工作,更為關鍵的還是打破制度藩籬,切實保障“農民工”、“外來工”的合法權益。只有從法律制度層面和情感角度,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外來工”的身份問題,徹底消除對他們制度性的歧視,切實保障和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讓他們切實感受到社會的認同與包容,真正享受到城市發展與改革的成果,才是治根之策。

　　基於此,需要進一步探索建立“農民工”、“外來工”根據職業和工作年限等享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其最終目標和根本手段,就是實現權利平等,推動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正如有專家所言,城市化不僅指農村人口從形式上轉化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內涵是指生存條件、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的城市化。當“農民工”、“外來工”真正擁有了與本地居民同樣的社會待遇,其時,“農民工”、“外來工”這些稱謂即使還存在,但也是“名存實亡”──“歧視性”必將逐漸淡化,直至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