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宇明

　　最近一些年，媒體關於中國高等教育應該達成什麼目標的討論綿綿不絕，意見千奇百怪，少有一種讓我心悅誠服。其實，蔡元培先生有句話已説得明白極了：“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我覺得這句話現在依然應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指南。

　　在當下的中國，對高等教育，最流行的説法就是與社會接軌。高等教育要不要適當與社會接軌？也要，比如社會需要採礦專業的人才，而英語翻譯相對過剩，我們不能缺乏的少招不招，過剩的卻大招特招；再比如高校是需要搞科研的，而科研永遠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基礎的，是為社會長遠發展提供底氣和支撐的，一個是解決生活、生産實際中的問題的，前面一種科研與社會相對比較隔離，但後面一種科研明顯必須唯社會的馬首是瞻。然而，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與社會接軌，並不意味著必須事事“隨逐社會”，相反，從其精神本質上講，高校的第一使命倒是指導社會，讓社會變得高度理性、文明，充滿人文關懷。離開了精神方面的目標，大學就無法成其為真正的大學。

　　高校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視野開闊，學識淵博，有比較深的憂患意識，觀察問題更能高屋建瓴、洞穿本質，能夠成為社會公眾的師表。如果這些人有“指導社會”的意識，著力培養自己良好的道德素質和高度的社會理性，社會就不會那麼虛偽、功利、世俗。

　　高等教育承擔“指導社會”的使命也是其本身的職責所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不是在沙灘上建成的，它一定要吸收既有文明的成果，並將這種成果融化在社會的每一個前行的腳步中。而大學歷來是傳承文明、發展文明的重要機構，如果高校沒有導引社會的意識，人類文明的鏈條就會中斷。

　　然而，如今一些大學沒有意識到自己肩負的精神使命，原本充滿傲岸之氣的高校墮落得比誰都快。社會上流行買官賣官，高校一樣存在買官賣官，甚至更進一步推廣到讓金錢介入評職稱、報課題等學術事務中；社會上有假政績，高校有假科研，校長、院士還發揮先鋒模範作用&&造假；社會上膜拜物質成風，大學教授公開聲稱，自己的奮鬥目標就是過上“有錢有閒”的日子；社會上某些工作人員利用手中權力索拿卡要，高校同樣有少數教師道德墮落到打電話要挂科的學生“買分”；社會上某些人有奶就是娘，沒有是非，不講真理，高校少數專家學者完全成為既得利益團體的代言人，説什麼“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改革開放利益受損最大的是領導幹部”……大學校園的學人們墮落到這個樣子，他們還能“指導社會”嗎？他們有資格去“指導社會”嗎？

　　有人説，中國當代沒有真正的教育家，他們將所有的原因都歸咎於體制，我決不否定不合理的體制對教育者的制約作用，但我同時也想問一句：體制不科學，教育就必然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嗎？我們的學人尤其是校園官員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好了自己的事嗎？蔡元培先生已經千古，但他的許多教育理念卻常讀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