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主管全國慈善捐贈工作的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現任北京師範大學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提出億萬富翁的社會責任底線應為每年向社會捐款100萬元，其參照依據是美國富豪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倡導富人在生前將財富的一半捐獻給社會公益。消息甫出，網友議論紛紛，指責國內富豪為富不仁、吝于捐贈者有之，質疑為捐款作硬性規定有違捐款自願原則者有之，埋怨億萬富翁捐款百萬“起步價”太低者有之。王院長的“倡議”再次攪動了公益慈善的社會話題。

　　筆者以為，王振耀“億萬富翁的社會責任底線應為每年向社會捐款100萬元”的倡議，向社會公眾傳達出三條信息，一是億萬富翁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用以回報社會，二是履行這種社會責任應當常態化，三是衡量社會責任的量化底線應當是“每年向社會捐款100萬元”。都説捐款自願、“愛心無價”，是什麼原因導致非要給富豪們的履行社會責任“明碼標價”，為富豪捐贈“定價”有違慈善公益的初衷。

　　社會捐款首先應當是“樂捐款”。然而，長期以來，在許多地方，慈善捐贈一直是被當作嚴肅的政治任務來抓。本來，聚集社會之力，救助災難人員和弱勢群體是各級政府的分內之事，但層層下達指標，級級完成募捐任務，使得本應是自願快樂的捐贈行為被簡單化為強行攤派或變相攤派，捐贈失去了本意，愛心變了味道；同時，捐款數量、用途的不透明，讓慈善組織缺乏足夠的公信力，許多有心捐贈的人或者組織不太放心將錢物交由他們管理；面對國外一批批的比爾蓋茨們把慈善事業做得風生水起，國人們總是振臂號召中國富人向西方學習，擔當社會責任，以善舉回饋社會。但富人們卻遭遇了進退兩難的選擇，捐多了不正常，社會會猜疑。“求助”者紛至沓來，令捐贈者尷尬，捐少了又顯不厚道，社會會覺得你小氣，令捐贈者出力不討好。

　　社會捐款常態化需要“大環境”的社會氛圍。筆者以為，在拜金主義盛行的當下，倡導正確的財富觀和開徵遺産稅不失為社會責任意識回歸和遏制腐敗積弊的良方。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小瀋陽也有經典臺詞：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死了錢沒花完”；“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對我而言，只要有所房子、一輛車子，還有一些用於旅遊的錢，這些就夠了。把錢用於慈善，則能享受到不一樣的精神財富”，心懷大愛的陳發樹認定要終其一生投身慈善，儘自己所能，捐資修路改善民生，捐資助學讓孩子不因貧窮而輟學，他用實踐詮釋者明智、理性的財富觀，享受著慈善帶給自己的精神愉悅。看來如何斂財和如何散財同樣需要智慧和才能。此外，開徵“遺産稅”則為“守財奴”和貪腐者截斷了後路，與其死後被默默徵稅不如生前散財留名，竊以為比爾蓋茨與巴菲特倡議億萬富翁捐半數家産給社會，不能説不與美國高達50%的遺産稅有關。

　　勇於擔當社會責任不是富豪們的專利，創造財富，奉獻社會、快樂人生應當成為每個人為人處世的明智選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句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古語放在計劃經濟漸行漸遠而貧富差距日漸加大的時代裏依然意義深遠。惟有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加入到慈善濟世的行列之中，中國才有和諧美好的明天。